《祠记》以形式逻辑的力量，公断王安石学说“见道”，首先从根本上肯定“熙宁变法”是合道的、伟大的。陆九渊非但明确地赞同“熙宁变法”，而且自己也曾建议孝宗“变法”。他在驳斥元祐党人攻石“喜人同己”，论定祖宗之法非不可变时说：“夫尧之法，奔常法，禹常变之。祖宗之法自有当变者。使其所支果台同？”（陆集）42页)在论对“五札"的第四札中他同样面对皇斋”变法，不过话说得隐晦而且语气婉转：几事不合天理，不音人者，必客天下，效验之着，无惑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烛里，量不曲，一旦不胜其念，聚为支更，其祸败往往甚于前日。后人惩之，乃无可变之理，真所谓惩羹大蕴，因查度食者也。自秦汉以来，治道度杂，而甘心怀愧于前古者，病正坐此。（《陆集}23页)陆子常说：黄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支是适。（注）”以（易》理为思想武器，有一个“变”的辩证认知，并无剪持之见，又无依附利害之心，因而他赞同“变法”。但在（祠记》中却巧妙地以“合道”来肯定“变法”。开宗明义从三代“道行乎天下”说起，-直到南宋，由于道统被异端私心所破坏，从而转衰变弱；但圣“道”依然在“不绝如线”。
衰落了千百年的圣人之道，又重新出现在王安石的学说里，你看这不是很伟大的吗？下面论述的是“王安石变法”，疑然是见道合道，那就是大义大智；这就给反对派迎头一击，从根本上肯定了“黑宁变法”。
《祠记》以神宗和王安石相知同心，君臣专一的史实，含蓄地指出明君与大才难得；骂“变法”就是骂神宗、辱先帝。由此引申佐证：倍谈“移君心”是毫无根据的斓言；诋毁安石“媚君逆始”是颠倒黑白的厚诬。神宗是中国历史上有为之君，喜得安石辅佐：安石幸得明君识才，“公之得君，可谓专矣”。《祠记)以鲜为人知的史实（可能是来自(神宗实录)原本)，技髯神宗和安石大段的君臣对话，那种执着变达的自觉性，使命感与相互信赖的大义关系，感人至深。比如：牌说，你有好的意见、思路、方案，只要对我有帮助的，尽管锅所欧言不要有丝毫保留。（有以动民，勿情尽意）你必须时时督促我青我使我能大有作为（须督青低，快大有为天生大才可以办大使百姓安居乐业。从大义来说，我有责任和你共同务力。如果虚掷光阴，那就是自暴自弃。”（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义当与之：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王安石说：“君臣的交往关系是大义的影系做君主的要尽放君主的责低，货臣子的要尽做臣于的资任。君之间并不是准对谁烟有恩惠的物质交换关系。”（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欲自尽臣道，非相为赐也。)朝中元老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封鲁国公）是力荐王安石为相的伯乐，他也说：“神宗如此信任安石，安石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报答皇上也是应该的（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陆九渊高度评价这些史实的时代价值，以赵顼、王安石变法的正义关系来回答对王安石攻击的阴险谣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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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记》褒扬王安石“英特迈往”的雄才大略，赞赏王安石“寒于冰霜”的人格情操，痛击群小们肆意的谎言诋毁，无聊的人身攻击。在王安石蒙垢被骂臭的百余年后，陆九渊大义凛然地站出来，以“英特迈往，寒于冰霜”八字正确评价荆公才能和人品，已臻绝顶，以正压邪。这种力排众议的超然卓识，是建立在肯定“变法”的正义性，减否人物的客观性的基础上，讨还荆公一个公道。
《祠记》一分为二的辨析历史，揭露“元祐君子”的诋訾和投机，说明“靖康之耻”、“南渡之变”决不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后经元祐“一切更张”；绍圣“反复其手”；崇宁“三馆之储，造诈以诬”，致使“小人得间()，顺投逆逞”，以雄辩逻辑指出：“党争”是北宋亡国的真正原因，历朝“君子们”难逃罪责；并严肃地警告近世学者不要鹦鹉学舌。陆九渊一方面肯定“熙宁变法”是大义的，王安石是无愧的：另一方面又进一层透辟地分析历史，批评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心敲”是：教条主义用人不当：治标不治本，强调“事事法度”，没有治人治心（作，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导致变法的结果是“得少失多”。（陆九渊闲记)避开变法“成功、失败”的敏感问题，文内一字未提。“得少失多”是笔者根据陆文内合逻辑推论的)。但是，元右的保守深“君当年反对变法只是漫驾、旁观或投机，不以理服人，取不到“君心”的信任，解不了安石的“心蔽”，如果硬说新法有什么罪过，诸君子不应该分担责任吗？变化至今一百余年，历经元枯年间司马光不切新法绍圣年间章停又复行新达：宁年间察京打着新送案宁年号即合素拜熙宁意)另搞一套。特别是文”“大学律学”三馆那些编史人员捏造事实，年改历史，使那些蒙头转有的君子依顺，小人得逞。（六经）的道理，可以用来修饰奸诈的育多(六艺之正，可文奸言)，小人若以此为依附假托“正道”，那还有什么目的不能达到呢？（小人附托，何所不至）从逻辑来说，北宋亡国的原因应当说是“党争”，而不是“变法。历朝的诸“君子”也逃不了罪责。现在一些学者诸公，在评价“变法”“王安石”上，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这难道是真正学习前辈的态度吗？
《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义正词严，说理透辟，是一篇大义凛然的战斗檄文。所谓“君子”一词，正言若反，更觉妙趣。其锋芒是：既比较公正地评价了历史，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又触及时事，辨明真伪“道学”；并向朱熹一派提出挑战，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檄文是陆子一家之言。其不足处是：没有全面评价变法，指出变法成功部分与失败部分的真正社会原因。北宋“亡国之训”也决非单一的“党争”；糜烂奢侈，残酷专制，内虚外患等均未涉及。但瑕不掩瑜，并不减却此文划时代的檄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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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年间，王安石已被骂臭，舆论一律，似乎盖棺论定：“王安石是大奸、大佞”。陆九渊做刀锯鼎镬学问，不顾自己罢归后不利的处境，发前人所不敢发，从根本上肯定“熙宁变法”，弘扬王安石。一个“败国珍民”的小丑，原本是“英特迈往”的高贤。杨时说：“饰六艺文奸言”指的是王安石；陆九渊反按之，“六艺之正，可文奸言”，指的是杨时等类小人，如此壁垒分明。其余绪则是上“五礼”的补卷朱事意目祖谦执笔（白鹿闲书院记）反王安石的侧面回击。至于“熙宁变法”和王安石功过，自有后人公论，非关本书主题，此处恕不细说。但，当时一些诽论伪作，并未戳破。如〈辨奸论)是赝品，朱熹不明，陆九渊也不知。朱氏赞赏，摘编人书；陆氏怀疑，以“吠声”概之。两者迥然然不同。
陆氏写给钱太瘦的信，公然用“一犬吠影，众犬吠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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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尖锐词汇：“吠声”。他的以“理”观物，以“心”观物，认“理”不认“人”的大智大勇，不同凡响：其超俗卓识和人格魅力，实是封建社会“君心民主”的范例，为中国十一世纪沉沉黑夜划出一道闪电电，劈开一线银光，启迪后人。因此，明代有章世纯，邹元标等力赞王安石；清代有李跋先生在《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书“辩奸论”后二则》详尽揭露伪作：后又有蔡上翔先生在《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十对《辩奸论》详加驳斥。
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毕竞是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