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哥,我只为追随你的脚步
文|塘中水仙
我哥比我大九岁,他有一个从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家住在镇子中心的医院里。平时,我和姐姐弟弟都叫他“亮哥”,他比我哥小一岁。他和哥哥的友谊牢不可破,一直保持到现在。
亮哥是个乐观的人,整天笑嘻嘻的,仿佛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少年。
他第一次来我家我并不知道是何时。
他父亲刘叔是医院院长,母亲李姨是同医院的大夫,他们家都是居民户口。我们家在镇子的最东北角,那时除了父亲一人在城里工作是非农户口之外,其他人都是农业户口。
从我们家往东不远靠近大坝的地方,有宽阔的河流,有大片的柳林,空气清新,风景优美。
哥和亮哥上中学的那所学校,是省级重点中学,就设在我们文化古镇上。平日里只要不上课,亮哥和我哥就像拉锯似的:你不来我家我就去你家,也去坝上跑着玩,两人还用哥哥的三叉网去河里捞鱼。总之,除了在学校的时光,只要在家,二人也是形影不离。
在最早模糊的记忆里,总见两个少年来来回回忙忙碌碌的身影。也记得文明礼貌的亮哥,逢年过节总是早早来到我家,遵照传统礼仪或拜年,或只是串串门。
可每次都是他和我父母打过招呼后,就稳稳地坐在我家堂屋里我父母的床沿上,不再说话,或者不再主动说些什么。母亲问一句,他就答一句;不问,他就只是微微地笑着,一直那么安静地坐着。白皮肤,微笑着的一副谦逊少年的书生样,从此就定格在了我记忆深处。
哥哥大约十三岁左右时,我母亲因日夜操劳,人没力气,脸色蜡黄。作为家中长子的哥哥就对亮哥说:
“能不能叫你爸爸——你妈也行,找个医生给我娘看看?我娘病了!”
亮哥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幸亏看得及时,原来母亲是得了肝炎。老中医医道高明,母亲渐渐地好起来,而且再没犯过。并且从此养成了一个年年春来后,吃大枣和白蒿的习惯,据说养肝护肝。
在我家那个不大的四合院里,那棵高高大大的枣树,一到夏秋时节,就长成了一把巨大的遮阳伞,将我家整个院落几乎全部涵盖了。“七月十五红鼻枣,八月十五打光了。”中秋节前大面积收获时,因枣子又甜又脆,不能站在地上用竹竿去打,否则就没一个囫囵的了。
逢这时,亮哥就总是来帮忙,他和我们家人一样,因枣子的丰收而喜悦。和我哥每人脖子上挂一个大大的布兜儿,一人站在一个大大的树杈上,一只手扳着粗大的树枝,腾出另一只手去摘枣。待布兜子装满后,送下树来再爬上去摘。很快我家的簸箕里,筐子里,竹篮里,甚至闲置的脸盆里……便到处都是枣了。
忙完后,亮哥要离开,母亲留他吃饭怎么都留不住。母亲心里过意不去,给他精心挑选一些刚刚下树的大红枣儿让他带着。但亮哥正说着话,“忽”地一下整个人就不见了。接下来母亲就去买上二斤月饼,和新鲜的枣一块让哥哥给亮哥家送去。他们家也买上别的月饼和水果来我家,一来二去,两家大人都成了好友。
十六岁我开始读高中时,从哥哥口中零星地知道,亮哥高中毕业后,在他姥姥家所在的大队——现在的行政村作为最后一批知青“下了乡”——他姥姥家所在的大队,是我们镇子上的四个大队之一,他在大队卫生室当了“赤脚医生”。
三个月后,亮哥招工去了几百里外的L城,并在那里刻苦自学,得到单位领导积极大力地支持,自己一人拥有一台大彩电,为他创造了那时所能创造的最好的学习外语的条件。很快他就考上了省立医科大学。上学期间,他就给省军区一位首长治好了疑难杂症。首长感激之余,一心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当时可把我给吓坏了,拔腿就往外跑!”这是后来他守着我哥哥说过的他的“浪漫历险记”,他调皮地笑着,那样子又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李姨和我们家人也都把这当成是笑话,笑过后大人们就又开始说他傻。据说他还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已故裘派传人方龙翔先生治过病。每次去方家都待他为座上宾,令他感动,为那一家子的人品。
这一些仿佛来自书中的传奇故事就像是神话一样,对当时一直生活在镇子上、只偶尔去过一两趟在城里工作的父亲那里的我来说,充满了无比的羡慕与敬仰。
亮哥毕业后分在我们镇子上离家最近的地级市大医院工作,并很快成为单位上的骨干。他来我家的次数就少多了。但过年过节他还会回到镇子上医院中他的家里,也大部分时间来我家度过。他父母也常来我家玩,像是走亲戚似的。
李姨每次来了后,总是像夸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当着我们全家人的面那么夸亮哥,说他如何爱看书学习,如何爱好钻研业务,可就是不知道谈恋爱!他弟弟都结婚了,他也不知道愁,还整天笑呵呵的!
李姨略显抱怨的口气里,是掩饰不住的深深的自豪感。李姨边说话,边在微笑中盯住我看。
我高中毕业后又有幸读了电大新闻专业,亮哥和他早已在城里工作的弟弟来我家玩时,他弟弟建议我学法律专业更好一些,说都经济社会了,打官司的肯定少不了,滔滔不绝地谈些文化人的话。我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虚心听着。亮哥则只是偶尔看一看我,一言不发。
他们兄弟两人在一起,仿佛他是弟弟,他弟弟是哥哥。他中等身材,显得清秀,一脸少年的懵懂之气,却稳重有加。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弟弟则虎背熊腰,人高马大,并显出一丝油滑和莽撞来,总是大大咧咧的样子。
电大毕业后我去学校教书,同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自学,我想就像亮哥一样,爱学习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那么一直年轻着,高兴着,而把婚姻之事放得远远的。
在这期间,我不知从何时起,再见到亮哥时,总是脸红心跳不敢看他,只道一声“来了,亮哥”,算是打了招呼,便低了头不自然地干自己的事情。心里却是感到一片莫名的幸福和温馨,甚至羞涩,脸上在拼命地发烧……
当我的侄儿都会跑了,亮哥弟弟家也有了孩子,后来他的侄儿都蹒跚学步了,亮哥依然笑眯眯的,不急不躁于自己的婚事。我却偷偷地在想:莫非亮哥一直在等我长大么?
可我的一纸农村户口,又不敢让我有太多的奢望,只是更加努力地学习,并开始往报纸杂志上投稿。想以此和亮哥缩小身份上的差距。到我二十六岁那年,亮哥已是三十四岁。
一天,李姨突然来我家要给我说媒,说出的条件我隐隐中感到就是亮哥的,李姨虽然没有直接说出男方的名字,只说是医生,人品和各方面条件没说的,就是大两岁。我知道李姨口中的“大两岁”,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这样说,也根本没有把年龄太当成一回事了。
母亲说:“男的大几岁知道疼人。”也说明母亲对于年龄并没有十分在意地放在心上。
当母亲把我从我的房间叫过去时,李姨一直笑嘻嘻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
当李姨告别后,又忽然返回身来走向母亲的时候大声说:
“你看我天生就不是做媒的样儿!你说我是来干什么了?我就是忘了问一句,咱闺女的户口转了吗?”
母亲立刻愁容罩上了脸,叹了一声:“要是转了户口,就好办多了……”
从此,李姨再没提给我介绍对象的事儿,朦朦胧胧地等待中,终于把本来还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完全变成了失望。好久好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之后,亮哥再来我家时,脸上有了凝重的表情,有时还是非常痛苦的样子,再没了他一直微笑着的少年的阳光,仿佛从死里走了一遭,正在经历一场凤凰重生的涅磐。
我想起有一年过年,哥哥在单位值班没有回家,知道亮哥去我家拜过年了,就电话嘱咐我和嫂子一定要去医院家属院给李姨家拜年:人家亮都来过咱家了,不能抹了这个面子。
我内心羞涩着,想去他家,又怕见到他,在嫂子的再三“邀请”下,我俩还是去了亮哥家——我始终怀疑那时候的嫂子是故意叫着我去的。
想不到的是:亮哥还有一个在北京的穿着军装的大姐,看见我和嫂子的那一刻,连坐都没有让。那是让人心都凉透的事情。我也才知道自己和亮哥的距离是如此明显,八年的年龄差距,都填不平我和亮哥之间身份的鸿沟,才明白,本本分分的亮哥所面临的来自他原生家庭的压力……
后来刘叔退休,和李姨一家人都搬进了城里,亮哥仿佛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连面也几乎不曾见到了。
大约我二十八岁那年,三十六岁的亮哥在城里结婚,对象是农大讲师,比亮哥大两岁。孩子已上了小学二年级的我哥自是不会缺席亮哥的婚礼的,还和亮哥二人合照了一张相,放大后放在我家正堂屋的相框里。戴着大红花的亮哥又恢复了他青春的笑容。我想我这小小的代课教师,到底不是大学讲师啊!
然而亮哥那么好,也就只有讲师才能配得上他。我最该为亮哥祝福才是!
后来亮哥的妻子因不能生育,而亮哥又特喜欢孩子,她就拼了命想退出。亮哥一再挽留说没孩子可以抱养一个,本身工作在医院里,这样的事情应该不难解决;要么两人专心于事业。
可他妻子就是不同意,最后下了通牒,不离婚也不准再去他们家了——原来亮哥结婚后,是一直都在他妻子家照顾生病卧床的岳父,包括按摩,而且亮哥几乎把所有的家务都包了——包括做饭。独生女的讲师,是不屑于做这些事情的,而且事业心远远高过一个为家庭操劳的主妇。知道亮哥婚后的生活,特别心疼亮哥:如果是换做我,他下班后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由我包揽下来,而他只要上好班就可以了。
这一年我已二十九岁,从哥哥那里听到亮哥的妻子非要和他离婚的消息后,以为天要赐我良缘,仿佛已开始绝望的死灰再次复燃,悄然间我有了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但很快又听说,他找了个足可以做他女儿、比他小了整整二十岁的来自东北的护士,不知让他周围多少人在津津有味地把这年龄差当了谈资,是亮哥再次被当成明星一样被高高捧着、被仰视的典范。
那一刻,无形的自卑,再次在我寂静的内心弥漫开来。比亮哥小八岁的我,仿佛比亮哥大了八岁,而彻底老去……
也是在那一年,我因在省电台“青年一代”节目中一篇稿子的播出,认识了省内外城乡几十个男女笔友。男的佩服我的文凭和“写作能力”,同时委婉求婚的不在少数。女文友多发出同为农村女孩儿的困惑。我想不到由此有了嫁进城里的机会。
我拒绝了同时来信的其他所有人,而走进今天的这个小城,就因这个小城恰恰是亮哥最早参加工作的地方,这里有他留下过的足迹。而我所嫁的这人皮肤和文弱的样子像极了亮哥。我只是在心里暗暗告诉揣在心里的那个人:
亮哥,我永远都撵不上你的脚步!
后来我知道,已离休的公公,当年从部队转业过来后,正是那时亮哥单位的领导。
生活,远比书里更精彩曲折。
而我从哥哥口里知道,亮哥特后悔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到原来的单位,且不止一次向哥哥询问过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