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发展到清代，那就不可不提桐城派。为什么叫桐城派呢？因为它的开山鼻祖方苞和集大成者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谓“天下文章在桐城”，可见这一流派在当时影响之大。桐城派的势力，一直绵延了二百多年，一直到民国初期还有影响。
1.方苞
方苞是桐城派的开山鼻祖，他是第一个提出“义法”的人。“义”就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所谓雅，就是纯正，就是写文章时不能使用语录中的话，也不能使用骈文中的华丽语言、诗歌中的俊俏之言、《南北史》中的轻佻语言以及佛家之语，后来又加上不能引用注疏中的语言和尺牍之言。（我的理解就是完全原创）所谓洁，就是要俭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申出来的，因为方苞本文就是一个八股文创作的大家。
方苞论古文，认为儒家的“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和《史记》，其次是《公羊传》《榖梁传》《国语》《国策》，还有两汉的书与疏，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再往下数，就是明朝的归有光。这就是桐城派的文统论。
不过，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严重，他只学到了《史记》、欧阳修、苏轼、曾巩、归有光的一部分，严整却不雄浑，又缺乏情韵，而在情韵这方面，姚鼐就要突出许多。
2.姚鼐
姚鼐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在八股文的创作上是极为用功的。他的文章具有所谓的”阴与柔之美“，主张诵读，又讲究虚助字，其实都是来源于八股文对于声调的讲究。当时的汉学家流行考据之风，就不免言辞繁琐。姚鼐提出了义理、考据与词章三端相济的理论。但是他的义理不够深刻，考据有很多错误，突出的还是自己在词章上的成就。
姚鼐编选了《古文辞类纂》，成了桐城派的经典之作，不过曾国藩评价说“有物之言”太少，一句话道出了桐城派的通病。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其实是很中肯的。不过，他们组织文章的技巧，表达情意的技巧，也确实是不可抹杀的。
3.阮元
姚鼐之后，桐城派就呈现出了衰微之势。这时候仪征的阮元提出了骈文正统论。他说用韵用排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他所谓的韵，兼指句末的韵和句中的“和”而言。
阮元对韵其实是有曲解的。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来有两种意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这种说法，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他的响应者比较少，没有形成宗派。
4.曾国藩
曾国藩对桐城派有中兴作用。他把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的说法发扬光大了。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应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的眼光显然比姚鼐大得多，他的弟子又多，就这样把桐城派的寿命延续了几十年。
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就发展起来了。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