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经西汉刘向编订之后,被录入史书系列,一直到隋唐,都属于史部中的“杂史”。到了南宋,一些学者对《战国策》的性质有了不同看法。高似孙认为,《战国策》“丛脞少伦,同异错出”,不似史书,应列入子部。但这一意见并未取得共识,此后历代官、私书志目录上,《战国策》一直或史或子。
判断一部书的属性,关键看它的编撰意图和内容。从《战国策》的体例看,是按国别编排的,内容多有交叉重叠,这显然不是让读者能掌握历史变化而设计的。从书的主角看,不是国君、不是重臣(如四公子之类),而是谋士。从书的内容看,不是记录战国时期的重大事件,而是谋士对各国的游说和影响。可见,《战国策》本意不在记录历史,而是记录战国游士的策谋辞令。“战国策”之“策”,正是“策谋”的意思。
战国之谋士,属于诸子百家中的哪一家呢?《战国策》各章呈现的思想是驳杂的,儒、道、法皆有反映,但整体看,更多的还是纵横家的思想和价值。“纵”是合纵、“横”是连横,是因秦国的兴起而产生的两套外交谋略,合纵主张六国联合防堵秦国,连横主张东方各国应与秦联盟、取得安全与发展上的保障。合纵派的代表人物是苏秦,连横派的代表人物是张仪。苏、张二人,是《战国策》实际上的主角。
另一位纵横家景春曾向孟子炫耀:“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夫子怒而斥之,他们算哪门子大丈夫?一点礼数都不懂,连女子都不如。大丈夫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分别指仁、礼、义)《史记》有《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太史公评价说:“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这两个人哪,都是危险分子哟。北宋曾巩重校《战国策》,作《〈战国策〉目录序》,把此书的内容与孔孟之说进行对比,认为纵横谋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意思是不懂得王道可信,却乐于说其易合,其用心措意,苟且为权时之计,不作长久打算。这跟孔孟之徒“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是大相径庭的。
以上援引,皆儒家对纵横家之批判,但并非说《战国策》无可取之处。它对于我们认识战国历史、了解当时思想大解放之状况,都有帮助。时至今日,书中不少精彩篇章,仍被选为教材。
如《邹忌修八尺有余》(《邹忌讽齐王纳谏》)、《齐人有冯谖者》(《冯谖客孟尝君》)、《赵太后新用事》(《触龙说赵太后》),这些篇目塑造的邹忌、冯谖和触龙,皆深谋远虑之士,虽然他们所献之策,仅为一国谋,但是他们的思想主张,几乎可以说是“万世之言”,与苏秦、张仪的投机钻营不可同日而语。
《战国策》还塑造了不少义士、勇士的形象,如《秦围赵之邯郸》(《鲁仲连义不帝秦》)中的鲁仲连,被称为“自是战国第一人”,为什么呢?“战国之士,皆以势为强弱,而连独以义为重轻,此其所以异尓。”(吴师道语)又如《秦将王翦破赵》(《荆轲刺秦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唐雎不辱使命》)中的荆轲和唐雎,都是敢于一死拼之的勇士。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策》中多处出现了唐雎,但从时期上看不是一个人,这说明唐雎可能只是一个代表策士的符号;而本章所写之事,也很有可能是虚构的,依秦律,怎么可能允许唐雎带剑上廷见王呢?——由此可见,《战国策》的确不重史实,它要强调的,不过是谋士的策谋。
阅读书目:
杨照《战国策:超越国界与阶级的计谋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何晋解读《战国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