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
郑晨寅教授在《〈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认为，道周受先秦儒家学说影响，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先孝后忠”，这说法能较好地解释道周上疏的动机，也比较符合道周的性格特征。
郑教授对黄道周学术思想的研究硕果累累，举世瞩目，让人受益匪浅。不过，他这说法仍然有待商榷。
常言道，自古忠孝难两全，“忠”与“孝”之间的矛盾是上层建筑一直没法回避的。“忠”，是君权，个体对集体的义务，体现公义务；“孝”，是父权，个体对个体的义务，体现私权利。当君权与父权，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公义务和私权利发生冲突时，何者为先，孰轻孰重，如何选择，就是“忠”与“孝”的矛盾所在。
先秦时期，周天子分封天下，“国家”的观念尚未形成，集体的重要性没有那么凸显，并无强求个体对集体必须忠诚，因此，君臣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跟这家国君合作不愉快，可以换别家玩玩，双方的合作基于契约精神而非臣对君的忠贞。
于是，孔子才可以周游列国，到处去推销他的儒家学说，孟子才可以那么拽，拿豆包不当干粮，有事没事地拿国君训话。即使主张“忠先于孝”的韩非子，也曾服务过他母国的敌国——秦，要不是遭老同学李斯陷害至死，相信他会为秦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当时并没人骂他卖国贼、韩奸。因此，先秦时期，自然“先孝后忠”。
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实现一统；刘邦建国，又回西周老路，实行分封制；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又恢复中央集权，国家才逐渐形成。但那时并没有国家的概念，而是以“天下”称之。
国家一形成，中央一集权，要统治庞大的帝国，集体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日渐突出。这才要求个体必须服从集体，必须对集体尽忠，“忠”的重要性顿时凸显，但“孝”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也不能丢，因此，“忠”跟“孝”开始有了冲突并逐步升级。
于是，《孝经》适时出现，提出“孝”的新概念，即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近乎完美地把“忠”与“孝”和谐统一。《孝经》相传为孔子所作，其实不然，应该是秦汉时期的作品，是当时的大儒为解决“忠”、“孝”矛盾，提出的新理论。只有在解决了“忠”和“孝”之间的矛盾冲突之后，儒家学说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成为治国的伦理纲常。
然而，“忠”与“孝”的矛盾犹存。虽说《孝经》要求“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但是，“始”与“中”并不能决然分开，有时，“亲”和“君”都要服事，那该如何选择？因此，儒家的传承者不得不又提出新理论——“移孝为忠”，换句话说，就是尽“忠”亦可视同为尽“孝”。其实质是，为了集体利益，个体利益必须随时无条件地做出让步，甚至牺牲。
“移孝为忠”，这就是夺情的法理依据！
这样一来，“忠”完完全全把“孝”挑下马！特别是宋明理学之后，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的日趋成熟，个体利益日渐式微。因此，当忠孝难两全时，“忠”总是先于“孝”，毕竟有国才有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岳母刺字”为何会被赞美和传颂，就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种放弃私权利的自我表态，愿意为“君权”而放弃“父权”，自然受到上层建筑的特别青睐。
道周的思想确实更侧重于先秦儒学，但他也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否则，在天启年间，黄母尚在，他就必须先“尽孝”，不必因“三焚三疏”而痛苦惭愧，更不能忤逆魏忠贤，因为一旦因此丧身或者坐牢，不能“事亲”，那就是大大不“孝”！因此，说他主张“先孝后忠”，显然不合事实与情理。
如果“先孝后忠”的说法在明朝还能成立，那么众多降清的“贰臣”就能以尽“孝”为由洗刷自己不“忠”的恶名。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说洪承畴的老母亲不能接受洪承畴这个降清的儿子，要用拐杖打死他。可见，“忠”与“孝”孰先孰后在当时已有公论，道周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触而逆之。
因此，“先孝后忠”的忠孝观还是不能很好地解释道周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