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八月，我在县档案局上班，家住县教育局。某天深夜，睡梦中突然听到院子里人声嘈杂，大呼小叫。我忙拉灯起床，刚要找鞋，却见屋子的水已没过脚踝，哪里还有鞋子的踪影？我趟水开门，“哗”地一声，门外的水涌进屋子，屋里的水达到腿肚。这时东邻西舍小刘和小李赶紧跑过来，帮我把泡了的面袋米袋等物堵在门口，教我用脸盆往外掏水。之后帮我把单人床架到双人床上，把儿子和铺盖等物举到二层小床，二人才气喘吁吁回自己的家。
掏了很长时间，累得汗流满面，屋里的水不仅没少，反而更多了。正疑惑间，忽听外面有人大声喊：“别掏了，水是从墙里渗进去的。”左邻右里扒头相互看看，无奈地放下脸盆，眼看着水从墙壁往里渗，从门口往里灌。我焦急的不只是水，还有儿子，10岁的儿子正在发烧。
整整一天，教育局周围一片汪洋。教育局是县城最低洼地段，当之无愧是受灾最严重的单位。大门口又是单位最低洼处，水最深时齐我胸部。孩子们把脸盆、木板等物放到水里，把玩着、嬉闹着；长者们则站在稍高的地，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地说：“厕所里的屎尿漂浮着，漫布到院子的各个角落，就怕得传染病啊！”
那次，家家户户床底下的东西全被水泡。那时人们穷，没有那么多衣柜，好多衣服鞋子等物都装到纸箱子里，推到床底下，等换季时，再把纸箱子拖出，替换换季的衣服鞋子等。我也一样，损失惨重。
事后才知道，那次水灾，是政府行为，为保天津，分担泄洪。那次，没受害的是县委、县政府两大院，还有检察院。因为地势高，水只进到了院子，户家并没有受损。
那次，是同学同事和朋友，把我从水灾中救出。
当天夜里，如果没有邻居小刘和小李的帮忙，我恐怕只带着仅存的一点粮票和钱，和儿子趟水逃亡。可外面一片汪洋，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因为当时并不知道外面还有高地。
次日凌晨，家住检察院的老蔡张姐夫妇，趟着齐腰深的水到我家，把屋子仔细检查一遍，把能垫的东西垫了垫，背上我发烧的儿子，拉着我的手就要去他们家。我环顾自己被泡的家，不忍离开，只让他们把儿子带走。
接着来的是在劳动局工作的杨国堂同学（国堂既是我和老伴高中同学，又是老伴同时当兵的战友，应家人要求，早早专业到县劳动局任副局长），趟水来到我家，看到橱柜等家具全部泡在齐腿肚深的水里，二话没说，跑出去召集了几位在县城工作的战友，找来很多砖，把床、衣柜等物高高垫起，使其离开水面。之后，环顾四周，其他东西无可救药，才趟水离开我家。我眼含热泪，目送他们回去的背影，心想：他们帮我半天忙，连一杯白开水都没有喝上。
闹水灾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在北京当兵的老伴，因为那些年，我从未因家庭私事影响他的工作，这是我的执念。
二十天后，我随军调到北京某区纪检委工作。
几年后的一次聚餐，不善喝酒的我，边向大家敬酒，边述说当时大家救我于水深中的经历。述说中我由笑变成了哭，哭得很伤心，那是我激动的泪水，感激的泪水。朋友们拍着我的后背，安慰我说，就那点事，举手之劳，别老放在心里。而我能不放在心里吗？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感，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那次，我喝醉了。朋友们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并不知道。没想到，那次离别后，那帮朋友，再没有聚全过。
多年后，我回老家看望这些亲人们，已时过境迁，境况各异。当时帮我的几个战友中，两位因癌症去世，一位因糖尿病导致双目失明。东邻小刘带着全家去深圳发展；西舍小李已升为县公安局局长，儿子上山东大学。国堂老两口已随女儿在山东某城市工作，退休后全心全意地照看着两个孙辈。至今，其他人已联系不上了，唯有国堂，我们一直微信联系，偶尔视频一下，以解思念之苦。相别时难，逢也难，已是古来稀的我们，不是说聚就能聚的了。
最艰难的莫过于张姐。丈夫老蔡，40多岁因肝病去世，当时张姐所在的县外贸公司企业改制，裁剪人员，近50岁的张姐当属被裁之列。微薄的收入维持着生计，供儿子上学，还要继续交着公婆的赡养费。艰难的生活令张姐不堪忍受，听从朋友劝说，意想改嫁，但农村的公婆极力阻挠，不懂事的儿子在爷爷奶奶的挑唆下，竟下跪阻挠妈妈改嫁。无奈之下，张姐坚持到儿子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和仰慕她已久的退休军人结合，现定居祖国边疆。愿苍天保佑，保佑张姐好心有好报，后半辈子生活安定安心、健康快乐！
日月交替，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有些人有些事，如过眼烟云，了无记忆，有些人有些事，则永存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