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不喝酒，他爱抽烟。但我的两个舅舅爱喝酒，他们不抽烟。我们三家人住互相紧邻的房子里，各家的空气似乎总忙着竞争，我们家有烟味，但我的两个舅舅家经常飘出酒香来，酒香自然轻松胜出。这是我小时候便懂得的常识。

我大舅家家境较为富裕，讲究吃，我大舅妈擅长做红烧肉，做了红烧肉我大舅必然要喝一盅。他们家的晚餐桌上酒香与肉香齐飞，喧嚣着飞到我们家。我总是被肉香吸引，吸引得不能自已。舅舅就是舅舅，一块红烧肉会被我大舅夹在筷子上，然后我会听见一个天籁般的声音，来，吃一块。我现在一直在回忆一件事，我大舅当年喝的是什么酒？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只能确定是白酒。我脑子里只惦记着红烧肉，当然记不住他喝的是什么酒了。

我三舅家餐桌上的东西与我家的差不多，白菜青菜咸菜之类的，无甚风景，但他人穷志不短，爱喝几口酒。是五加皮。我对他家的餐桌没兴趣，轻蔑地望过去，忽略一切，就记住了桌上的那个酒瓶子。

我第一次喝酒是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有个黑龙江的同学来自体工队，爱吃朝鲜冷面，爱喝啤酒。他带我们去府右街附近那家延吉冷面馆去吃冷面，就在当时的首都图书馆斜对面。一群大学生不进图书馆，一头扎进冷面馆，毫不汗颜。我们随同学点单，每次都各要一碗冷面，伴以一扎散装啤酒。啤酒装在大塑料杯里，泛着白色的泡沫，一如虚荣的泡沫。要喝，喝下去太平无事，但就是没有实际意义，还涨肚子。我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一直想着教二楼的厕所，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离北师大的大门最近的厕所。

第一次醉酒是在大四那年了。春天的时候学生们都下到河北山区植树劳动，大家天天觉得饿。忘了是哪个同学饿得“揭竿而起”，提议大家去县城上饭馆，打牙祭。我现在已经忘了在那个小饭馆里吃了什么，却记得席间的那瓶酒。

是当地小酒厂生产的粮食烧酒，名字竟然叫白兰地，极其洋气。我们都清楚那不是白兰地，但那烧酒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醇厚，颇有劲道。恰逢我们的杨敏如老师刚刚给我们讲过李清照，她太爱李清照了，或许也是爱喝几口的人，讲起“薄醉”，怕学生不懂其意蕴，竟然言传身教，在讲台上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强调说，薄醉是舒服的醉，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我们在小酒馆里谈论杨敏如老师与薄醉，大家都有点贪杯，要寻找薄醉的滋味。令人欣喜的是，走出小饭馆时我脚下真的有踩棉花的感觉，头脑亢奋却清醒，我听见我的同学都在喊，薄醉了，薄醉了！

毕业工作之后，一张巨大的社会大酒席召唤着你，一般来说，绕开它是很难的，何况你不一定想绕开它。喝酒喝酒喝酒！干了干了干了！无论走到哪里聚会作客，那个声音都会像空气一样追随你，不同的人对那个声音有不同的好恶，要么像苍蝇，要么像福音。

饮酒之事，在我看来更像一种刑罚，所谓薄醉的滋味，竟无法与之重逢。如果一个人想起酒来，想到的是酒臭与呕吐，不免令人沮丧，是酒的遗憾，也是人的过错。我不怨自己的酒量，下意识地将其归咎于酒桌上的恐怖主义。具体地说，我认为很多地方的酒桌上没有李清照，只有恐怖分子。酒桌上的恐怖分子信奉“酒文化”。“酒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细节是劝酒，各地的劝法不同，但目标一致，劝到客人一醉方休，劝到客人烂醉如泥，只要不喝出人命，都称其为喝好了、尽兴了。

我在杂志做编辑时，有一次采风途经六县，六个接待方对我们热情如火，每地停留两天，每天必喝两场。每顿饭至少举杯三次，每次举杯必须连饮三杯。你若是尊重地主讲究礼仪，每一顿至少要喝九杯。但这不过是个基础。当地人的劝酒技术不会让一个小伙子只喝九杯了事，因此有同乡喝三杯，同龄喝三杯，属相一样喝三杯，姓氏一样喝三杯，最后是相同性别的喝三杯。我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友善，又是多么爱面子，明明已经被吓得不轻，却强充好汉，无奈酒量有限，十几杯二十几杯酒喝下去，只好摸着翻江倒海的胃冲去厕所，没有一醉方休的幸福，只有一吐方休的痛楚。我还记得那时候下苏北，总是这样一去一回，去的时候朝气蓬勃像张飞，回来的时候病歪歪的满腹怨言，真像李清照了。

往事不堪回首，其中有一部分往事是浸在酒杯里的。年复一年的酒，胜似人生的年轮，喝起来滋味不一样，但总是越来越沧桑越来越绵厚的。有一年前辈作家陆文夫到南京开会，晚上大家聚餐饮酒，我看见他独自喝酒，喝得似乎很孤独，便热情地走过去要敬酒，结果一个同事拉住我说，千万别去，他不接受敬酒，他很爱喝酒，但一向是自己慢慢喝的。

对于我那是醍醐灌顶的一刻，原来一个人喝酒是可以与他人无关的。我至今难忘陆文夫坐在那里喝酒的姿态，如同坐禅。那种安静与享受，不是出于对酒最大的尊敬，便是最深的爱了。

我爱酒多年，至今还经常奔北各种酒席与朋友一起喝酒。无朋不成席，这是常识但说到底，酒杯也是灵魂的容器之一。这容器的最深处，终究是一个人的快乐，一个人的哀愁，或者一个人的迷茫。很欣慰地发现，如今这也快成常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