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柳河东作《种树郭橐驼传》，后人论其思想，多言其实遵于儒家之“民本”。晚生后学，不敢妄否语文书上“思考感悟”的官方答案，只是在肯定其表面上所显露出的儒家吏治之术的基础上，从方法论与表现手法这两个方面捕捉其间所渗透的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庄之学的痕迹。】

【关键词：儒家 道家 自然】

文章中的“郭橐驼“一出场便给人以泰然冲和之感，虽恶疾缠身，却对于他人给予自己的绰号欣然接受，并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恶疾，也未曾回避不雅的绰号。为人如此，种树亦如此。与“窥伺效慕者”不同之处便在于“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里的“性”是天性，可以作“自然本性”解。《老子》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其中的“自然”与前文的“性”意思相近。老子“自然”的观点，目的在于排除外在意志的干扰，消解外界力量的阻碍，主张任何事物都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而发展变化。根本目的是要消除统治阶级“反自然”的行为，使黎民百姓从“反自然”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这种“反自然”几乎就是对文章中为官为吏者“好烦其令”最好的形容与概括。

老子讲求自然的同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观点，看似与孔子的“无所为而为”形成明显对立。官吏“好烦其令”明显是反了“无为”，是被作者所批判的，但儒家却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这是《种树郭橐驼传》乃至儒家与道家之间不可规避的矛盾所在。然而从老子的生平来看，“老子尝为周室守书，博见文典，又阅世变，所识甚多，班固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者盖以此。然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汉文学史纲要》）由此看来，儒道之间，至少是孔老之间的统一仍是大于对立的。

郑性在为《明儒学案》作序时，开篇第一句便是“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曾经一度以为这是对不同学术流派的宽容和关怀，如今看来，也不不全似后来钱宾四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就《种树郭橐驼传》一篇来说，它在提出“民本”的同时倡导了“自然”，在寻求“无为而治”的同时摒弃了道家已个体为单元的弊端，阐述了如何建立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不管就哪个流派而言，都有着一定的进步性与实践性。

柳河东很喜欢讲故事，多用寓言的手法，将道理蕴化在故事中，或者点睛一笔来卒章显其志。《三戒》的故事属于前者，里面就有我们初中学过的《黔之驴》；而《捕蛇者说》与这篇《种树郭橐驼传》则属于后者。由于“捕蛇者”与“郭橐驼”的真实性皆不可考，极有可能是柳杜撰而来，把这两则归入寓言故事的范畴，倒也算得上是自圆其说。与柳同时代的韩愈却不太讲故事，其著作多为“论”与“说”等议论说理之作。其本人十分尊崇儒家思想，旨在复兴先秦孔孟之道。孔子不太讲故事，孟子倒讲过不少故事，但大都以讽喻为主，却是与《黔之驴》有些相像。《种树郭橐驼传》的手法可以称为比兴，设立了“郭橐驼”“树”等意象，再引出“养人术”，卒章显志。这一点不像儒家说教的风格，倒是与庄子的著作有许多相通之处。尤其是文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一句，与《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结尾如出一辙——“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养人术”其实是“养民术”，“民本”之说固然成立，却也很难说个中不受《庄子》的影响。

再看柳宗元生活的时代，继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土后，已是佛教的“儒学化”的时代。而在佛教“儒学化”之前，正是佛教的“道家化”。韩愈辟佛，但其创立的儒家“道统之说”也是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释家对当时文人的影响，便可见一斑了。力排释氏的韩愈尚且如此，何况是长期浸润佛教，自谓“余知释氏之道已久，固所愿也”，主张儒释统合，提出“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的柳宗元呢！由于佛教已经历过“道家化”这一过程，柳宗元所汲取并提倡的教义，已是三教相融合的产物。其文章有脱胎于老庄之处，也就“其可怪也欤”了。

注：成文仓促，错漏百出，格式混乱，词难达意，昏昏沉沉，好想睡觉。仅作随笔笺注一则，聊以自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