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译】礼教的作用，就是分辨地位的尊贵和低贱，排列人际关系的亲疏，裁决世间万物，处理日常琐事。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形式，就不能表现出来。只有用明确的名位来称呼，用具象的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等级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精髓。如果具象的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抽象的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昔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卫国国君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国君才应该有的马饰。孔子由此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主的权力的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礼制标准，政治权力就会消亡，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灭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适从。马饰虽然是小器物，而孔子却认为它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正名位也是一件小事务，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开始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举国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然要等到弊端闹大了才发现出问题了，这时设法挽救。矫正萌芽状态的小错误，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成气候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也不能力挽狂澜。《易经》上说：“踩到了霜，就知道凌冬将至。”《尚书》上讲：“君主每天都谨慎处理成千上万件微小之事。”就是说要防微杜渐。所以说，区分等级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
HK君曰：礼，简单说，就是生活需要仪式感，工作也需要仪式感，特别是政绩工程更需要仪式感。礼制说起来是抽象的，它需要通过具象的器物、名义来体现。如果没有这些外在的器物和名义，那礼制就不存在了，就如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虽然无足轻重，但是保暖还需要它。
【原】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译】哎呀！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也就每况愈下了，礼纪朝纲土崩瓦解；居下者凌驾于上，在上者废弛无所作为；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大夫、卿擅自干预朝政；这时候的礼教大体上已经丧失了十之七八。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是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文王、武王、周公的子孙后代们尚能守祖辈们定的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昔年，天下霸主晋文公率领诸侯联军击退楚军北上问鼎中原的野心，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就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天子级别的隧葬礼制，但是周襄王没有准许，对晋文公说：“这不合周朝王室的规章制度。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种情况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晋国封地，又是天下霸主，想隧葬就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有所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虽然东周时，周天子管辖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周王室的直属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的人多，然而经过数百年，周天子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春秋时期，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贵族季氏、齐国的田恒（田恒在汉朝因为避讳汉文帝刘恒，而改称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权、势都大到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为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害怕窃国者侯的奸名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仅不能派兵征讨他们，反而接受他们的贡礼，并赐其爵位，让他们位列诸侯，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最后一点名分都不能再守住，而全部摒[bìng]弃了。周朝先王们制定的礼制至此丧失殆[dài]净！
HK君曰：都知道周幽王、周厉王失德，君主失德的时候，礼制是起不到约束作用的，或者说，礼制从确立的那一天开始，就不能约束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没有人，也没有相关的制度来制衡天子、惩戒天子，因此周天子就会不断地失德。在商朝的时候，商天子太甲（成汤的长孙）失德，相国伊尹就放逐了他，因为有君主被制衡的先例可供参照，这也就让商朝成为我国国祚最长的王朝，从约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立国550多年。周朝虽然有800年，但是实际只有西周（前1046～前771年）是有效统治的时期，也就270多年。秦始皇确立帝制时代后，帝王就没有像太甲那样被放逐后还能复位的，基本上就是被权臣废黜，甚至被杀。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人给皇帝制定规矩，那么皇帝，或者权臣不成方圆就是时间问题，他们的失德是必然的，后世，不仅是周朝以后的后世，还包括司马光之后的后世中，都有很多帝王、权臣、权阉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所以，站在21世纪的角度来纵观我国古代史，就知道用礼制治理天下，并不能长治久安，甚至帝制时代的各个王朝，包括先秦的西周，基本上都只有200多年的国祚。300多年国祚的宋朝并不是统一的王朝，而汉朝如果不是出了推翻王莽的新朝和更始帝的光武帝刘秀，中兴了汉朝，那么汉朝400年国祚还真是未知数。
当然，我们不能强求先秦时的古人能设计出民主制定，尽管当时古希腊已经有民主制的城邦国家了。HK君这里想说的是，古人在设计礼制的时候，没有设计出制衡王权的礼制，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王权后来不断得到历代君主的强化，帝王们不停地侵蚀中央的相权、地方的自治权，最终让权力魔杖毁掉了他们的子孙后代。
即使不思考如何制衡王权，那么变革礼教也是可以的。
简单说吧，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西周开国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制定的礼教，必然不适合东周时期的天下，这时候周王室如果能出现一位中兴之主，或者周天子能像秦穆公那样选择百里奚、楚王那些选择孙叔敖，去选拔治理天下的的人，或者周天子能像周文王重用姜子牙那样，重用像老子李耳这样的贤臣，并以贤臣为师，重新制定新的《周礼》，那么东周也可以像迁都于殷的商朝一样，可以延续周朝的国祚，维护周王室的威严，让天下百姓不受春秋战乱之苦。
但是，可惜，东周的天子们最好的水平也就是都守成之主，而非开拓之君。最差的周室君主呢，不仅分家，还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弹丸之地一分再分，还内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