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老师离开我们已经近四十年了，有时候一想到他，眼前即浮现出他那总是带着微笑的脸庞，挥之不去。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他最后的工作岗位是 《赣南日报》社文艺副刊的一名编辑。
我和他的相识相交始于1975年的八、九月间。那时，受江西人民出版社之约，要县里的老红军唐进新编写、出版 《老红军来信》 一书。为配合做好这本书的编写工作，县革委会政治部成立了一个编写小组，抽调了三个笔杆子为成员开展编写工作。这本书以知识青年为主要读者，是对知青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通俗读物。为便于针对性以及方便与各公社知青队的联系，我也从知青队抽调上来，为他们做做文稿的收集、 整理、 誊印等工作，偶尔也下下乡，跑跑知青队。
编写小组三个成员中，只有他我不认识。见面后，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高不矮的身材，不胖不瘦的体型，搭配一顶的平头短发，看着就觉得英俊、精神。一说话，嘴角轻扬，带动着脸神经的张弛，微眯的双眼成一弯弦月，很自然地给了你一脸的微笑。虽然说话间略微带有 “ 呃……呃……” 的口吃语，然而他的微笑成功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编写小组的工作大概进行了三个多月时间。期间我们吃住在一起，工作之余，他们之间说古论今，笑谈天下事。聊到开心处，更是笑声朗朗。我时常被他们的笑声感染，更被他的无拘无束、平易近人和出自内心的微笑而吸引。
编写工作结束后，他们各自回到原单位上班。而我则继续借调在县知青办上班。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和他接触。
我的家离县文化馆不远。那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天，只要没有其他事情缠身，我都不由自主地要去趟文化馆彭明的工作室（他的家也在馆内），和他呆上一会儿。或聊聊天，或看看书，或帮着做做事（主要是他工作上的事 ，而我也乐于为他做这些）。
时间长了，我都觉得他已经没有了师长、兄长的作派，我们之间倒有点像朋友、像同学的关系了。也因为经常 “泡” 在他的工作室里，我不仅熟悉了他的工作内容，而且还感受到了他对那份工作的热爱，以及对待工作的事业心、责任感，以致于我也常常被他感染而自觉地参与其中，充当他的助手（当然是利用业余时间了）。
在他那里我看到了一些新油印的县志，我很好奇，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类书。他说是他了解到省图书馆收藏有明、清时期的本县县志（当时县里无任何一版的县志）。征得馆领导的同意，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到省图书馆借出其中的一版县志（忘记了是哪个版本），用照相机把内文全部拍下，回县后再洗印、刻写油印、装订成本，分发给有关领导和部门利用。这项工作比全国和县里大规模编写地方志工作早了有十年。
他所负责的那摊子工作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开展得红红火火，县里的群众文化活动也异常活跃。在他的促成下，那段时期文化馆每年都会不定期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培训基层的业余文艺创作爱好者，就连我都被邀请参加了两次培训。
他还发动这些业余作者积极创作写稿，择优不定期地刊发在馆里编辑铅印的文艺荟编活页刊里。那一个时期，这些业余作者们的创作积极性都很高，踊跃写稿、投稿。
而在他的这些工作中，我都会帮着凑凑 “热闹” 。比如办培训班时帮着为学员办理报到手续，帮着刻写油印资料，帮着分发邮寄学习宣传资料等等。
他也经常鼓励我，要我要多动笔，多练手，不断提高自己。那时候时兴写故事，说故事。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下，我也试着写了一篇 《桔园擒贼》 的故事。写作中他还帮着找思路、磨情节。当我说起我们知青帮县茶果场采摘柑桔时，会偷偷摸摸偷吃柑桔。而在剥柑桔皮时，为不致手上、身上沾有柑桔皮的香精油气味，会有一些绝招。他一拍大腿说，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细节：通过气味发现了情况，顺着气味去抓到了偷桔子的贼！
后来，赣州地区召开了革命故事展播大会，我还作为故事作者出席了大会（也有照顾的因素）。而他在写作中对于细节的掌握、应用和看重，对于我以后学习写作也是很有启示，心得满满。
由于他工作努力，业绩突出，大概在七十年代末期，他上调到赣南日报社的文艺副刊担任编辑。离开了县里，我们之间也少了很多联系。只记得我有一次出差赣州，顺便到他的临时住地赣州北院招待所和他相聚了一次。而这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八十年代初，不知从谁的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彭明因为急症不治，不幸离世了！而这时距他的离去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都还不知道他因何而逝，也没来得及为他道一句：一路走好！
英年早逝的彭明老师！
他虽然不是老师，但却是我的良师益友！
2019年4月2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