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时间背景是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清朝走向灭亡，军阀混战模式开启，白鹿原上的族人们绞掉长辫，因地处偏远得以暂时免遭战火的侵袭继续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
虽然是距今遥远的年代，但依然能从某些故事情节中感受到与现代社会几乎一模一样的体验。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沁入骨髓的传统需要更加悠久的历史时光来淘洗、更迭和改进。
比如，父辈们用自我的攻击作为实现对子女道德绑架的“杀手锏”。
鹿兆鹏是鹿家长孙，自幼知书达理，长大后前往省城学习，成长为一个有着新时代进步思想的青年。对于白鹿原上祭祖、供奉祠堂以及父母包办婚姻等传统习俗都被他视作封建礼教，内心极为抗拒。
父亲鹿子霖以爷爷病重为由将鹿兆鹏骗回家，逼他与素未谋面的媳妇冷秋月完婚。鹿子霖当即表示拒绝，鹿子霖劝说无效，一边怒扇自己的耳光，一边哭诉：“你不成婚，你爷爷咋办，咱们鹿家无后咋办，那我只能扇我自己…”
白发苍苍的爷爷甚至直接跪倒他面前，鹿兆鹏眼见着生他养他的父亲自虐，几句话又将他置于背弃长辈背弃家族的道德制高点上，他心如死灰。
不久为了催促儿子尽快生娃，鹿子霖再次跑到学校大庭广众敲盆吆喝，扇自己的耳光，为的就是让鹿兆鹏回家。
将对外界生命体的不满和愤恨的情绪转化做对自我的攻击，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转向自身”。
比如像鹿兆鹏的父亲和爷爷动辄扇自己耳光、下跪以及公众场合不惜做出不合颜面的事情。借此强化鹿兆鹏内心的愧疚感、耻辱感和压力感，利用其懂事善良的“痛点”，实现对其驾驭的结果。
在现实生活当中，时代在进步，尽管很多的父母已然很少会以对自己使用武力来企图驾驭孩子，而动辄就被扣以孝道的名义所带来无形的的压力丝毫不逊于此。
百度百科上把孝顺一词定义为：“赡养父母尽心尽力，遵从父母意志。”在父母们的普遍价值观里，孝顺的落脚点在一个“顺”字。
从小耳熟能详的就是诸如“一定要听父母的话”、“别让父母操心”、“都是为你好”之类的话。
《欢乐颂》里的关雎尔是典型的乖乖女，从小到大几乎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到了适婚的年纪又被父母安排相亲。
她的内心是极度抗拒的，她跟樊胜美倾诉自己的烦恼，但凡追求过自己的人，都把自己看做是适合结婚的对象。而她自己始终以妈妈所养成的温婉文静的模样示人，时间久了都怀疑自己有没有男人眼中那种令人心动的女人的魅力。
当她意识到多年来的隐忍不发，一味听从父母的安排，会导致自己连同龄人甜蜜心动的恋爱都不能享受到的时候，她才真正地觉醒，瞬间有种起死回生的勇气和力量。
美国著名的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
与父母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人际交往关系中的一种，只不过它的特殊性又在于夹杂了亲情血缘、抚养和赡养的恩情，很多的情况下无法正视和厘清，也不能够用简单的人际交往法则来权衡利弊得失进而影响所作出的选择和决定。
家庭琐事事无巨细，就算是同龄人之间的相处也会面对三观不一致的困境，更何况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的相处。
其实，从根本上看，矛盾得以出现和存在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比如像鹿子霖式的大家长，祖祖辈辈在原上耕种，论学识、论体力、论远见，都不如年轻有学问的儿子。
他唯一能高人一等的存在感也就是一个父亲的身份而已。家族规矩和传统美德的影响下，纵然是身为小学校长的儿子潜意识里也应该对父亲保持尊重和敬畏。
他宁可做出有损颜面的事情也不愿意放弃想要控制儿子的想法，这就是他的局限性。而身为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的鹿兆鹏，明知父亲能做也就是扇几个耳光而已，也不会闹出更大的动静了。
可还是为了息事宁人选择妥协，这是他的局限性。以至于内心却极为悲愤婚后便离家出走，妻子冷秋月在其中成了最大的牺牲品。
电影《妙笔生花》中有一句令人感触颇深的台词，“我们在人生中会做出很多的选择，带着这些选择继续生活，才是人生中最难的一课。”
无论是基于外界的迫力还是忠于内心所做出的决定和选择，好坏都无从谈起。顺从父母家人的意志未必就糟糕透顶，遵从自由意志的后果也未必就路途坦荡。
我想其中的不同在于忠于内心、弛于情感而决定行走的方向，会使得我们在与生活贴身肉搏的同时获得清醒明晰而又独一无二的成长体验，功败垂成也心甘情愿，繁花似锦亦倍感珍惜。
在波澜万丈的人生中，触手可及真实的自己，勇敢承担所有唯心抉择后的结果，并为之努力使其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昼夜囿于绝望和恐惧中自怨自艾。
条条大路通罗马，水流千里归大海。如果说一定要择一路奔波，那么就选一条自己能够承担得起的路，至少心甘情愿，至少没有怨言，至少能够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