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学是中华儿女几千年来与疾病做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及学科之间互相渗透，逐步发展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国保健事业和中华名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医药学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至公元16世纪，一直居于世界医学先进行列。早在3千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疾病与医药卫生的记载。在周代，已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医学分科。春秋战国的《内经》，书中血液在脉管内是“行流不止，环周不休”的观点，比英国哈维氏在公元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早1000多年。1800年成书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以前的药物知识，书中记载的黄连治痢、常山治疟、麻黄治喘、海藻治瘿瘤、水银治疥疮等，是世界药物学上的最早记载。公元2世纪，华佗首先使用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施行剖腹手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外科手术记录；他倡导的“五禽戏”，成为体育疗法的最早先驱。晋代葛洪研究炼丹术，著《抱朴子》，详记了无机物炼制金丹的过程和服用方法。应用了升华、蒸馏等制药方法。成为现代化学的先驱。公元659年，唐政府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1247年）在法医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比欧洲的法医学专著还要早350多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约公元11世纪，古人就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为“人工免疫”预防接种的发明开创了道路。16世纪中叶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集中了历代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经验，编写成了著名的《本草纲目》，该书不仅丰富了我国药物学的内容，也奠定了植物学的基础，被誉为“东方医药巨著”。
中医学的学科属性有四，一是属于自然学科范畴，二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三受古代哲学思想影响，四是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产物。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形成时期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它的标志是《黄帝内经》的问世，成书于春秋战国，《黄帝内经》又分为《灵枢》和《素问》两个部分，共18卷，162篇。《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以当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理论，强调整体观念，系统的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因、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等。同时书中还蕴含了社会医学、气候医学、时间医学、心理学等丰富内容。
中医的四大经典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现一般认为，它不是一个时期、或某一个人的著作，而是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秦、汉几百年间，由许多医书汇集，不断增补而成，其大部分内容形成于战国。至于托名“黄帝”所作，是中医形成的一个标志。《难经》又名《八十一难经》，共有九九八十一难，成书于秦汉之际，作者扁鹊，托名秦越人，其特点是补《内经》之不足，释《内经》之疑惑。《内经》和《难经》阐发医理，为我国现存的两部权威理论医著；《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宋代林亿等整理出版时，将该书分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两书实载方剂269方，被誉为“方书之祖”为方剂学做了重要贡献，《伤寒杂病论》论述内伤外感各证的辨证施治及处方用药，肇启我国临床医学之端；《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所著，共载中药365种，根据功效和毒性，分上中下三品，寒凉温热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奠定中药理论体系的基础，被后世奉为中药本草的祖书。
四大经典均属先秦、秦、汉时期著作。
晋、隋、唐时期，中医学理论和实践有明显发展。晋代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总结了秦汉三国以来的针灸学成就，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深入阐明了脉理，确立了寸口诊脉法，首创“三部九侯”及脏腑分配原则，为我国最早的脉学专著。隋朝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和症候学专书，分别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源和症状，如指出寸白虫（绦虫）病是吃了不熟的牛肉所致。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两本以记载处方和其他各种治疗手段为主的方书。《千金要方》一书共载5300方，较系统的总结和反应了自《黄帝内经》以后至唐代初期的医学成就，尤其是在脏腑辩证方面有了较大的发挥。
宋、金、元时期可谓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各位医家在前代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见解，中医学有了突破性进展。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了“三因致病学说”，把复杂的病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大类，发现了张仲景的病因学说，使中医病因学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宋代钱乙在《小儿药证直决》中系统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机特点，提出了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辩证法。
金元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医家是刘完素（河间）、李东垣（李杲）、张从正（子和）、朱震亨（丹溪），后人尊之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提倡“火热论”，认为外感“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因此治病多用寒凉方药，故后世称他为“寒凉派”。李杲创立了“内伤脾胃学说”，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论），在治疗上善用温补脾胃之法，故被称之为“补土派”。张从正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革新观点，批评当时的“强补”之风，倡导“攻邪论”，主张治病应当首先以驱邪为要，善用汗、吐、下三法，被后人称为“攻邪派”。朱丹溪创立了“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治病善用养阴方药，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明清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藏象理论得到不断丰富，临床各科的辩证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温病学理论。明代李中梓在总结前人对脏腑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清代医学家王清任重视解剖，著《医林改错》，改正故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发展了淤血理论，并创立了一系列活血化瘀的方剂。温病学说的理论源于《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宋金元时期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明清时期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明代吴又可著《瘟疫论》。创立了“戾气”学说，提出传染病的病因是一种被称为“戾气”的致病物质，由口鼻而入。清代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辩证”，并创造性的发展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等方法，故被尊为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吴瑭（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创立了三焦辩证法，三焦辩证与卫气营血辩证一纵一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温热病辩证论治体系。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由于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不同，在长期争论中，中西医双方在学术上逐渐沟通，就有了中西医结合。
医道，乃人道，是谓遵天地之法而成人之本也。无论是治国、安家、立身之度，还是理想、追求、成就之能，皆为根基。
惜先道日衰，今人舍本求末日盛，有志者罕见。
盼他日能见中华之精粹能传颂于街头巷尾妇孺老幼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