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次听说《卡萨布兰卡》是两年多以前了。当时，我在美国编剧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一书中，读到了他对《卡萨布兰卡》的场景分析。麦基选取了本片中男女主人公对话的桥段，把它们整合到一处，深入分析了这些对话中所包含的“个人冲突”。麦基认为，“爱情统领着这些场景”。瑞克和伊尔莎的每一次对话，都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潜台词，而正是这些潜台词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也许是因为麦基鞭辟入里的分析太过精彩吧？这就导致我之前一直把《卡萨布兰卡》当成一部纯粹的爱情片。直到今天下午观影过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认识并不正确。虽然，自1942年首映以来，对于电影中这段“三角关系”的讨论数见不鲜，相关评论的数量，恐怕能以“铺天盖地”来形容了。我们当然被男主人公瑞克在电影最后表现出的牺牲精神所打动，为男女主人公之间“不可得”的爱情而叹息。当然，英格丽·褒曼在电影中所展现的优雅女性之美，同样令人着迷。（她在钢琴声中眼含泪光的侧脸，绝对是永载影史的绝美镜头）但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光阴，这样的爱情故事可能很难让当代观众感同身受了。它的模式成为一种“经典”，那就意味着，当代观众已经对此习以为常，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人们讲故事的方式，随时代变迁而动，不断更新。这一规律在“爱情故事”上同样适用。
因此，我想说，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这部电影对“爱情”的呈现，反倒不再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更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是《卡萨布兰卡》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生活的描绘。
我在前文中曾提到，这部电影首映于1942年（11月26日）。对历史敏感的人都知道，在这一时间点，二战的局势正面临着巨大的转机。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遇重创。同年10月，纳粹德国在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惨败，失去了北非战场的主动权。在本片上映前不久，11月19日打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标志着苏联的对德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鉴于这一特殊背景，本片的创作，势必受到所处历史环境的影响，直接反映了人在战争年代的精神面貌。
我们不如拿电影开头，瑞克酒吧的那场戏举例子。这一幕的核心，自然是交待主要人物，并且引出后续剧情的关键线索“被偷窃的过境许可证”。但我在这一场景中，重点关注的却是一些小细节，即：导演迈克尔·柯蒂兹对酒吧中次要人物的刻画。《卡萨布兰卡》的故事发生在1941年，按照真实历史，这也是同盟国一方处境最为艰难的时期。纳粹德国在欧洲和北非战场频频得手。随着日本的快速扩张，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同样不容乐观。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处于北非边陲的小城卡萨布兰卡，成为了欧洲难民逃往美国的跳板。而男主人公瑞克的酒吧，更是成为了难民的聚集地，见证着他们的悲欢离合。典当首饰的贵妇人，密谋偷渡的酒客，依靠牌桌自我麻痹的赌徒.....柯蒂兹只用寥寥几个镜头，就勾画出了流亡者身上的绝望情绪，渲染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气氛。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酒保和两位客人的简短对话，内容如下：
女客人：服务生，可否问问店主，要不要跟我们喝杯酒？
酒保：女士，他从不跟顾客喝酒。从不，我向来没见过。
男客人：那么你就告诉他，我经营着阿姆斯特丹第二大的银行。
酒保：第二大？那可不会让瑞克刮目相看。阿姆斯特丹的头号银行家正在我们的酒吧里当糕点师呢。
我想，酒保在此处的回答并不属实。他主要是为了对客人的傲慢，予以回击。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对话，确实反映了战争年代社会的混乱。它预示着，在卡萨布兰卡这样一个边境之地，一切被称为“社会阶层”的东西都在苦难中消解了。唯有生存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
在以酒吧为舞台的另一场景中，流亡生活之辛酸，则透过一个更为残酷的视角得以呈现。为了换取美国的通行证，一位貌美的年轻女人，不得不向警察局长出卖肉体。因为筹资无门，她的丈夫只好在赌场上孤注一掷，巴望着在牌桌上凑到足够的钱，带妻子逃出生天。如果不是瑞克以“出老千”的方式施以援手，为了重获“自由”，这对夫妇恐怕会留下不可愈合的创伤。此处的小插曲，让我想起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里斯本之夜》。那篇小说同样描绘了一对恋人在战争年月苦苦挣扎，艰难求存的故事。其中就包括类似的赌博桥段。只不过，他们的命运就没那么幸运了，故事最终以女主人公海伦的死亡而告终。在电影与文学作品的双重比较下，足可以看出，那个极端年代的深切苦痛。
另外，不可避免的。由于年代特殊，在反派人物的刻画上，《卡萨布兰卡》有着较强的“政治倾向性”。电影开头的意大利军官，被表现成一个跳梁小丑般的角色，说话口齿不清，动作滑稽可笑。维希法国的警察局长雷诺总是歪戴着帽子（有点像抗日电影里伪军的做派）。以史查沙上校为代表，电影更是无处不展现着，德国军人的傲慢无礼。上述人物中，雷诺警长是个异数。他的糟糕形象，在片尾起到了先抑后扬的作用。但是，其他反派的言行举止，无疑都鲜明地传递着，导演柯蒂兹个人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在战争时期，肯定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电影中，法国难民在酒吧里高唱《马赛曲》的桥段，更是令人潸然泪下的。当自由的声音淹没了法西斯的歌声，哪怕作为一个旁观者，你也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中饱含的爱国热情所打动。如果我们转换身份，去体谅1942年的观众，看到这个片段时的心情。我想，除感动之外，它肯定也起到了鼓舞人心，重振士气的作用。过去，关于《卡萨布兰卡》艺术成就的讨论，比比皆是。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在政治上，该片取得的成绩同样瞩目，绝对是不容小觑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加缪的小说《鼠疫》。在这部同样以北非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中，他写道：“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物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患难，重新吸取教训。”这个结尾向来被后世的文学家，解读为一种“隐喻”。潜伏的鼠疫，似乎被等同于埋藏在人们头脑中的“军国主义”思想。而我个人则更愿意把它解读为“战争”本身，解读为深埋的人类内心深处的“野蛮力量”。就像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当有情的人，遇到无情的历史浪潮时，一切美好情感都会在战争的撕扯下，变得支离破碎。
我们习以为常的和平，实在是个宝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