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我们兄弟姐妹的老大姐。
大姐生于一九五三年，是父亲和母亲“苦苦结合”的头胎。据堂叔奶奶说，大姐出生时，是大叔婆亲自接生，因为是母亲的头胎，费了很大周折才生出来。大姐出生后，啼哭声音宏亮，模样俊俏，大叔婆曾对母亲说：“这妹子有老大的样子。”
正是因为大叔婆的这句话，母亲一直让大姐做老大，做到书都没有读，而且一直做到出嫁，是我们兄弟姐妹割草、砍柴、脱秧、浇菜和喂猪、放牛等等农活及家务活的老大师傅。话说大姐三岁时，大哥出生；六岁时，二姐出生；九岁时，我这个老四出生。作为老大，大姐三岁开始就要看管大哥，六岁开始就要背二姐和我。我曾经幼稚地问过大姐，到了读书时父亲为什么不让她去读书，大姐回答说，那个时候小学在河对面，母亲要她带人（大哥、二姐和我），根本没有办法背着弟弟妹妹去读书，只好背着二姐，牵着大哥去放牛。所以，大姐没有进过校门，没有上过一天学，倒是和父亲一起参加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杨柳陂扫盲识字班，记住了自己的姓名和父母的名字。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姐，做为老大的大姐，连读书的机会都不存在，只有带人和做家务、干农活的份。
从我记事起，大姐就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多面手，家里家外所有的活都能干，所有的事都会做。那个时候的我，十分崇拜大姐，是大姐的跟屁虫，跟大姐去割草，去脱秧，去浇菜，连走路的样子都学大姐。孩童时代的我，不仅好奇心十足，而且喜欢跟着大姐学着做，于是，大姐就经常教我，割草时把镰刀给我，浇菜时把粪勺给我，脱旱秧时教我绑秧把。慢慢的，熟能生巧，我学会和掌握了很多干活的诀窍。记得刚读小学那一年夏天，某一天下半夜三点多，大姐看中了一块秧苗田比较旱，带二姐和我去脱旱秧挣工分。我们在月光下脱秧至天亮，等到其他人到来，我们已经把比较好脱的田块都脱完了，结果一点数，我脱了三百六十多个，比大姐少一点，可是比二姐多不少。大姐就是这样，事事都是带头做，处处都是好榜样，是父母亲勤俭持家的好帮手。
能干的大姐要出嫁了，姐夫是镇子里老城大队的，家住古街尽头东门楼下“迎恩门”右侧。按老家的规矩，我们家陪嫁有一只小木箱，箱子里放着母亲送给大姐的各种礼物，然后用锁锁住。出嫁的头一天晚上，母亲决定由我陪大姐出嫁，小木箱的钥匙放在我身上。那天晚上，一家人都不断地在教我，不要随便给大姐夫钥匙，最其码要刁难好几次，让大姐夫都给几次红包。我知道，家里穷，母亲并没有什么贵重物品给大家陪嫁，但农村的风俗习惯如此，加上好奇心，我决定按照大家的意见，明天好好的卡一下大姐夫，让他拿多几个红包，在老街买点东西回来给大家吃。
第二天，我把箱子钥匙稳妥地装在裤子口袋，随着送嫁队伍出发了。那个时候的路难走，虽然说只有五里路，但走了半天。一路上我都担心钥匙会不会掉，时不时把伸进口袋摸一摸。作为陪大姐出嫁的唯一一个亲人，我享受了很高的待遇，但是，晚宴都结束了，大姐夫也不找我要钥匙。我小时候有个嗜睡的毛病，到了晚上九点多钟就会犯困。大人们忙于闹酒，无聊之极的我居然在大姐的新房睡着了，等到交付钥匙这个环节开始时，我已经把昨天晚上兄弟姐妹交待的事忘了精光，大姐夫才给一个小红包，我就把钥匙交出去了，然后说，我要睡觉。后来才知道，大姐夫准备了三个红包，第一个最小，是两毛钱，后面两个才是大红包。第二天，大姐和大姐夫回门时，我在老街把两毛钱全部花了，买了一堆“山杯子”回去。
大姐夫在家里也是老大，不过家里只有三兄弟，家庭生活条件显然比我们家要好一些。大姐和大姐夫的“大大结合”，对我们家不仅没有损失，相反，后来的很多年，大姐，当然包括大姐夫都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不管是三弟生病，母亲生病，还是建新屋，大姐都依然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而自幼崇拜大姐的我，自然成了我们家与大姐的联络人。家里有什么事，母亲总是安排我去镇上传话，大姐有什么事也托人告诉我去大姐家。记得有一次大姐家杀猪，母亲让我去拿猪肉，大姐不仅给了各种部位的猪肉包成一大包，还专门找了当时很稀缺的塑料袋装了不少猪红（过了水的猪血），一并让我带回家。那个时候，猪肉已经是很贵重的东西，一年也吃不了几次，而猪红就更稀罕了，一般只有自己杀猪才能吃得到。于是，提着猪肉和猪红，兴高采烈的我，为了尽快到家，决定抄近道，走山路，从观音岽翻过去，结果，在禾猪笼下山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跤，猪肉倒没事，袋子里的猪红却摔了稀巴烂。回到家里，尽管父亲依旧把稀巴烂的猪红加上姜和蒜依旧煮的无比美味，但免不了挨了母亲一顿责骂。
没有进过校门的大姐最喜欢我这个小时候很会背书的弟弟，是对我初中高中读书帮助最大的人。在红岭上读初中开始，大姐家就成了我第二个家，有事没事就随老城村的同学一起往大姐家里跑，学校没吃饱或者饭被人偷吃了或者没米没菜了，都往大姐家里跑，有时临时要交一些学习资料费用也往大姐家里跑，问大姐夫要。可以说，在红岭上中山中学读了两年初中，三年高中，加上在武平一中复读的一年，我的六年中学学习生活都是在大姐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虽然不能说没有大姐的支持就不能完成学业，但肯定可以说，没有大姐的支持，大学校园的大门肯定不会向我打开。那时候，两分钱一份的水菜都吃不起，大姐时不时给的两毛钱或一毛钱或几分钱都是我坚持读书，认真学习和要求进步的动力。所以，很多年来，凡是我回老家，我都是先到大姐家，见过大姐后才回杨柳陂自己家。
出嫁后的大姐一开始很好命，第一胎就是双胞胎，虽然只存活一个，但存活的是外甥。而且，按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快就生了二胎，我又有了外甥女。按道理，有男有女应该很好了，但是，封建思想作怪的大姐，认为一个男孩不保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又生育了两胎，结果，大姐没有自己母亲生儿子的能耐，儿子没生到，又给我增加了两个外甥女。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非常严重，大姐一家六口曾经无家可归，一贫如洗，很多年后才恢复元气。所以，又过了很多年，大姐和大姐夫决定在新宅基做新屋时，尽管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钱，但我还是尽自己最大能力支持，帮助大姐建了一栋新房子。
现在的大姐，已经儿孙满堂，在重新装修了外墙的那栋房子里过着像城镇职工退休一般的生活。偶尔也半夜起来，和大姐夫一起打点糯米糍粑在老街卖，既满足街坊邻居的需求，也赚点零花钱。大姐完全继承了父亲的本事，很会打糍粑，她打的糍粑真的非常好吃，在镇上古街都小有名气，是我每次回家必须品尝的美食之一。
今天早上，我照例打电话给大姐，祝她过节快乐，并告诉她，她托二姐家外甥宝峰带来的烧猪肉、羊丝果和煎粄等年味都收到了，而且都品尝了。大姐很高兴，大声说，明年回家里过年啊。是啊，自从父亲过逝后，已经十几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应该争取明年回老家过年，好好的陪大姐和大姐夫过个年，最好过完元宵节再回来。
祝各位花好月圆，元宵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