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在史学里，制度本属一项专门学问。
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
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
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用意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制度最根本问题之所在。
汉
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
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
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在内管家称“宰”，出外做副官称“相”。
太常：管祭祀祖先鬼神的。依四时奉献时物，让祖先鬼神时时尝新，故称“奉尝”。在古代，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东偏是祠堂，即庙；西偏是家屋，即寝。生宅死宅连在一起。
太常管皇家太庙，光禄、卫尉，一是门房头儿，一是卫兵头儿；这都是在里面的。皇帝出门，随带的是太仆，在外面有人犯法，就是廷尉的事。
刺史、御史——御史大夫——宰相
策问：“策”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
汉代从昭宣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而来。
封建时代，“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
正因为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才有了自由买卖，才开始有兼并，才使贫者无立锥之地。
盐铁政策：由于政府支出庞大，陷入囧地，农民的田租1/30的定额制度，定了又不便轻易再变更，再增加。汉武帝就只有自己慷慨把少府的金钱拿出来，等于是把皇室私款来捐献给政府。同时他也命令地方上的有钱人自由乐捐，结果社会响应不佳，拥有大资产的，不理会政府的号召。于是皇帝就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官吏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
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境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中央军队有两支：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
凡属壮丁，每年秋天都要集合操演一次。这是一个大检阅，名为“都试”，为期一月，期满回乡。国家有事，临时召集。这是一种国民兵。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
汉代除却规定的义务兵役外，民间还有义勇队，志愿从军的。国家有事，可以自由报名。这叫做“良家子从军”。都是比较富有的家庭，尤其是居家近边境的，常在家练习骑马射箭，盼望国家有事，报名从军，打仗立功，可以做官封侯。这风气在边郡特别盛。像陇西李广一家便是一著例。
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黄金满籝，不如遗子一经”因为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察举制度。但汉代察举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好算是一种坏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
唐
唐分官阶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处元老，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三品以下，始为实际负责官吏。中书令、门下侍中及尚书令皆为三品官。
贤均从众
唐代政府定旨出命之权，实操于中书省。皇帝只同意画敕而止。
唐太宗在未登基前，曾做过尚书令。及太宗即位，朝臣无敢再当尚书令之职，因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常虚悬其缺。
唐中宗，“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历史上传下。
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此为中国政治史上一大进步。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周礼》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却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
唐“州”与汉“郡”是平等的。
地方长官之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暑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
唐代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这更是大毛病。
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地方无才，不仅地方行政要减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宜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
账籍制度：那时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某一家的年老者已逾60，他的名字没有销去；小孩子长大了，没有添列新丁；新授了田的，还是顶补旧人的名字；这些偷懒马虎是难免的。然而，这些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
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并不统带军队。文官分品级，武官分勋阶。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
后方兵源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看他们名字是中国式的，而且是中国边疆大吏，寄付与国防重任的，实际上都是外国人。
宋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自然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
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
租庸调，是三个项目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
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悍卒，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也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
明
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来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又叫作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
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20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
明代政治最坏时，司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汉武帝把相权拦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
顾亭林《日知录》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如曾国藩。
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
清
神权、王权、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的。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
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使明清两代的皇帝也不敢讲。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被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由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
清朝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的“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了头。
清代的各禁区：满洲、台湾、新疆、察哈尔和绥远。
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康熙、雍正，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而智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
太平天国：天国，这是他们对西方耶教一种浅陋的智识之暴露。太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因为这一集团里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智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
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
罗素：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
晚明大儒黄梨洲，在明代亡国以后，痛定思痛，写他的《明夷待访录》，他还是要主张恢复从前的宰相制，他并不以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实质宰相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