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芦 靴
顾 冰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老家靠着漫无边际的芦苇，世世代代用芦花编靴统。
靴统，是用糯稻草和芦花编成的，形似靴子的鞋子。从前，穷人冬天穿不起皮靴、棉鞋，就用它来御寒。
每年秋末，满目的芦花，便舒展开身子，在飒飒寒风中起舞，它形似高粱穗，又似古代军盔上的顶花，花色洁白，放眼望去，疑是茫茫白雪。人们把它折下来，用作靴统的材料。糯稻草柔软丝滑，因此，也是编芦靴必不可少的。
每当掌灯时分，村上的男男女女，便聚拢到我家，就着唯一的一盏桅灯，编起了芦靴。一冬天，几乎天天如此。一则凑个热闹，二则省了灯油钱，三是我家宽敞。煤油，自然是我家的，我阿妈大方，不在乎，招惹人。这时，男人一堆，使劲吸着旱烟，说着一个个荤段子过过嘴瘾，女人一堆，说着家长里短，偶尔骂几句自家的男人。小的时候，我凑着油灯看书，做作业，稍大了，也跟着大人编。编芦靴是细致活，技术活，技术高低，编出的靴子大不一样。考究一点的，靴底编入布条麻绳，既结实耐磨，又软乎舒服。靴子里，有的还附上一层布衬，那就更有档次了。不知什么时候，大人们夸我手巧，编出的芦靴，是全村最好的。我的同桌，桑岗村的钟巧妹，一次请我去她村，传授编织技术，让狗叔骂了一顿，说这手艺是祖上密传，决不可外传。
芦靴，除了自己穿，和赠送亲朋好友，主要是卖。那时，生产队累死累活干一天，七八分钱，一双芦靴能卖一角钱。芦花和稻草不化钱，挣的也就是手工钱，而一晚上，快手能编三到五双。因此，卖芦靴，是家家户户一年主要的经济收入。
1968年冬天。那会儿，学上不了了，回家种地。他们让我当生产队长。那不是好干的活，有人戏言，你当得了县长，当不了队长。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芦靴当然不让卖。我偏不割，不偷不抢，凭啥不让卖？学校停课闹革命期间，我粗枝大叶囫囵吞枣，看过资本论，书上说，私有制是商品生产的前提，而商品生产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你有何理由否认私有制的存在？一天，吃过午饭，我约村上的和尚和串条，各自挑着一担芦靴，到五十多里外的常州去卖。
路过董村，恰好遇见高晓声老师，他硬让我到他家歇一会儿。高晓声，解放初，和同学叶至诚，(其父叶圣陶)，合作写了个剧本《走上新路》，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了我们中学，成了我的语文老师。在他家短短几分钟，他让我们背诵了几段毛主席语录，说东城门口，有伙人设卡，背不下语录，不予放行。
来到东城门，果真遇上了戴红袖章的人。我一连背了三段，连嗝顿也不打，顺利过关。但和尚和串条，脸憋得发紫，也背不出来，我好说歹说，没用。无奈，他俩把部分芦靴给我，只好打道回府，我也不得不单身进城。
我走到火车站广场，心想，那里人流密集，一定好卖。果真不赖，不多会儿功夫，我就出手了小半。但在城门口，我替和尚和串条，挑来的40双芦靴，粗拉，还原封不动摆着呢，要不，我卖得就差不多了。最可恼的是，那天，天气奇热，老天不帮忙呀。这时，我多么盼着，气温骤然降个十多度，最好来场雪，我的芦靴就能一抢而光了。此时，我想起杜甫《卖炭翁》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我这会儿的心情，与卖炭翁何其相似！
午夜时分，我挑着剩下的不多的芦靴，走进了火车站候车室过夜。也许是墨菲定律的作用，天真的降温了，肆虐的寒风，刮得候车室的窗户，发出可怕的咣当声。我忽然觉得一阵寒颤，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在一间暖融融的房间，太阳懒洋洋地照着半张白色的床铺。我正疑惑，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进来说，你醒了！原来，昨晚，县委副书记邱福成，去北京开会，在候车室遇见我靠在连椅上，喊我不应，一摸额头，烫得吓人，便让送行的人，把我送到招待所住下。说起我和邱书记的关系，还真够铁的。文革开始的那一年，邱书记是我们学校的工作组长，他带我们学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8月18日，当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突然一股人流涌来，人群中不少人拥倒，邱书记也被推到在地，我奋力把他拉起，这才避免了不测。
干部模样的人，让我再休息休息，我执意起床，去柜台结了帐，住宿费5元。(房间内二张床，每张2.5元)，另一张床空着，我想问何须付二张的钱，但怕给邱书记丢脸，忍着没说。
事后，高晓声老师得知了这事，经过文学加工，写了《陈奂生上城》的小说，还改编拍摄了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