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资治通鉴》第二卷
魏国相府，哀风愁云，老公叔痤躺在塌上，正在与死神做拔河比赛，呼吸急促而困难。他之所以撑着一口气不肯就死，是因为他还在等一个人，要交代一件大事。
公叔痤所要等的这个人就是魏国国王魏惠王，魏惠王当时刚刚上台不久，大小事务对公叔痤多有倚靠，如今公叔痤大病不起，自然要来探望。
魏惠王来到相府，瞧见公叔痤躺在榻上，像个破风箱，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便问道：“如果您不幸去世，国家大事如何来处置？”公叔痤说：“我府内有个中庶子，叫公孙鞅，此子年纪虽轻，却有奇才，希望国君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
魏惠王听罢，默然不语。公叔痤见状，又说：“如果国君您不采纳我的建议而重用公孙鞅，那就要杀掉他，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
魏惠王离开相府，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病入膏肓，真是太可怜了。他一会儿让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去治理，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岂不是糊涂了吗？”
公叔痤对魏惠王提到的公孙鞅，出生于公元前395年，死于公元前338年。因为公孙鞅来自卫国，所以也有人叫他卫鞅。后来，秦孝公把商地封给公孙鞅，人们才改叫他为商鞅。
等魏惠王离去后，公叔痤又召见公孙鞅，道歉说：“我必须先忠于君上，然后才能照顾属下；所以先建议惠王杀你，现在又告诉你，你赶快逃走吧！”
公孙鞅听了这话，真是既好气又好笑。公叔痤这个好好先生，既对魏惠王尽了忠，又对公孙鞅尽了义，都已经是快死的人了，还想着如何两头讨好、两头不得罪。
遗憾的是，魏惠王和公孙鞅都不准备领情。魏惠王不领情是因为愚蠢，公孙鞅不领情则是因为看透了魏惠王的愚蠢。
所以，公孙鞅摇头说：“国君不能听从你的意见任用我，又怎么可能听从你的意见来杀我呢？”因此，公孙鞅没有马上逃出魏国，魏惠王也没有对公孙鞅怎么样。
公元前362年，秦国的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嬴渠梁（秦孝公）继位。
此时秦国所处的情况是，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河、泗水流域十几个小国林立，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魏国筑有一道长城，从郑县沿着洛水直到上郡；楚国自汉中向南占有巴郡、黔中等地。各国都把秦国当作未开化的夷族，予以鄙视，不准秦国参加中原各诸侯国的会议盟誓。
排外情绪历来有之！泱泱“中国”只有在被“外来者”揍疼了，才会睁眼看世界。自以为中心的“中国”思想，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历来祸害不小。
嬴渠梁正是受到这种排外观念的刺激，决心要发愤图强，整顿国家，修明政治，让秦国强大起来。
嬴渠梁当时才21岁，却雄心勃勃。为了达到心中的目的，他向天下发出了招聘人才的告示，说：“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一个国家希望由弱变强，最关键的是人才。嬴渠梁目光如炬，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诚意招贤纳士，很不简单！
但真正吸引公孙鞅的，是嬴渠梁所说的“奇计强秦”这四字。“奇计强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弯道超越”，弱者想要赶超强者，如果亦步亦趋，只能是永无出头之日，所以需有“奇计”，不走寻常路。嬴渠梁能看到这一点，不仅不简单，而且很了不起。
于是，公孙鞅只身前往秦国。
在当时的几大诸侯国中，秦国可算是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公孙鞅又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所以刚开始很不适应。更令公孙鞅沮丧的是，他无法马上面见嬴渠梁。后来，公孙鞅只好通过景监这个内宫太监，才得以见到嬴渠梁。
后世对公孙鞅通过太监景监得见嬴渠梁颇有微词。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历朝历代，不要说通过太监，就是通过后宫的关系往上爬的人也不在少数。自古成大事者多务实而不拘小节，何况公孙鞅当时的情况也不容许讲究这许多。如果他被虚名所困，被细枝末节所束缚，他就无法见到嬴渠梁，还谈什么成就大事业？
事实上，嬴渠梁的秉性与公孙鞅相似，他也是个务实而不讲究虚名的人。
公孙鞅第一次见到嬴渠梁，试图以的王道来说服他，结果嬴渠梁毫无兴趣，听得哈欠连连，根本听不下去；第二次公孙鞅再见嬴渠梁，试图以霸道之术说动他，嬴渠梁还是无精打采，心不在焉。
经过这两次试探，公孙鞅大概了解了嬴渠梁的为人，于是拿出他的看家本事，说出变法图强的办法。嬴渠梁果然听得津津有味，与公孙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公元前359年，公孙鞅准备开始实行变法改革，但秦国的贵族都不赞同，于是公孙鞅与秦国的贵族之间发生了一次辩论。
公孙鞅说：“对下层人，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利益。讲论至高道德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要建成大业也不能去与众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传统。”
大夫甘龙（秦国贵族代表）反驳说：“你说得不对，按照旧章来治理，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定不乱。”
公孙鞅说：“普通人只知道安于旧习，学者往往陷于所知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旧章之外开创大业的事。聪明的人制订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制于人；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无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公孙鞅的意思很清楚：其一、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效决策无需人多，人多则嘴杂；其二、做大事不能受制于愚蠢的人，因为愚蠢的人缺乏远见，目光短浅又喜欢安于现状，不希望变法，所以，我们要做聪明之人、做贤德之人；其三、秦国想要富国强兵，不再受制于人，就必须实行变法，打破旧有的思维习惯和利益体系。
嬴渠梁显然听懂了公孙鞅的意思，赞成道：“说得好！”并马上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让他制定变法的法令。
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公孙鞅担心百姓不相信变法，就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木杆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
从南门搬一根木杆去北门就能得到十金，这抵得上老百姓几年辛勤劳动的收入，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老百姓们都觉得此事不可信，所以没人动手去搬。
公孙鞅于是提高了赏金，说：“能搬过去的，赏五十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走出来。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半信半疑地把木杆搬往北门，后面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民众。
当他把木杆搬到北门，公孙鞅果然立刻赏给他五十金。百姓因而相信秦国政府的公信力，相信公孙鞅的变法政令。
这就是历史上“徙木为信”的故事。
徙木为信，历来被看作是公孙鞅讲诚信的证据。其实，公孙鞅并不看重个人诚信问题，他所以这么做，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民众相信政府，相信政府的公信力，进而让民众相信，政府接下来的变法措施是真实可靠的，是说到做到的。所以，徙木为信其实是公孙鞅为了变法而特意搞出来的一次宣传造势，或者说是公孙鞅为了变法而导演的一场政治秀。
变法法令颁布一年后，秦国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甚至连秦国太子赢驷也无视变法的措施，触犯了法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组织纪律的维护，变法政令的贯彻落实，都需要执法者公正严明，不能厚此薄彼。否则上行下效，组织纪律必遭破坏，政令也必定无法贯彻落实。同时，公孙鞅也知道，此刻大家都在看他如何处置太子触犯法律的事件。如果公孙鞅对太子不加以处罚，那么，刚刚在秦国展开的变法就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变法能否成功在此一举，公孙鞅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向秦国的百姓宣布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犯。但念在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所以不能施以刑罚，然而太子的老师们没能教导好太子，所以必须替太子受罚。”于是便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嬴渠梁的哥哥）处以刑罚，在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以示惩戒。
第二天，秦国人听到公孙鞅的处理结果，无不信服，从此都小心翼翼地遵从法令。公孙鞅连太子以及太子的老师都处罚了，老百姓谁还敢以身犯法？！
新法施行十年，秦国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再行私斗，乡野城镇都得到了治理。
这时，当初那些反对变法，说新法带来诸多不便的人，又来说新法的好。公孙鞅讨厌这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说：“这些人都是乱法的刁民！”下令把他们全部驱赶到边疆去。从此以后，秦国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的是非了。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孙鞅之所以禁止百姓议论法令，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公孙鞅依靠自己过人的智慧与手腕，在秦国强力推行变法，终于获得巨大成功。那么他后来为何又惨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