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老话叫“多年父子成兄弟”，这并不是有意为之所致。世上的关系，脉络走向大多模糊难辨，但父子成为兄弟，只是遗传基因作祟。不受遗传基因摆布的是“多年兄弟成仇人”。
最著名的例子是周氏兄弟。民国是一个民智初启的时代，很基本的一个体现，是人们对于起名字的热衷。单说鲁迅和周作人。二人本名分别为周樟寿和周遐寿，去往日本留学以后，光笔名就起了三五个，后来周樟寿成了鲁迅，近百年之后，他的另一个名字周树人成为各大补习社的吉利名号。周作人则还是周作人。
要论故土乡情，鲁迅显然比弟弟要更看重，即便是老家的屋子都卖了，还在笔头下心心念念。周作人也可能是天性冷漠。叙述同一件事，鲁迅喜欢把参与的从人到狗的所有成员都列举出来，更是从不会落下怜爱有加的弟弟。周作人则不然，日记里虽然鲜有一个“我”字，却处处都只有一个“我”，鲁迅的名字早随当日的零嘴儿消散殆尽。
倘若哥哥对弟弟的爱护是命中注定，那么弟弟对哥哥的冷漠便是有恃无恐。世上确有无缘无故的爱，特别是当这个人和你有至死不能割断的亲缘时。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成长轨迹和傍身本领都很相似，比如都少小离家老大不归，东渡日本尔后回国，日语水平达到可以写段子的高度。至于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职称高于鲁迅的原因，纯粹是因为鲁迅不甘被束缚在一张乏味的职业清单上，而高傲的北大是不会允许“兼职教授”的存在的。
鲁迅在北京晃悠了七年之后，才住进八道湾十一号，一座内藏九间房的四合院儿。史料说是兄弟二人用老房子卖来的钱外加部分积蓄购得的，但从房子的分配过程来看，恐怕鲁迅才是真正的主人。那一年是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挑起了倒数第二次起义，周作人在北大的资历还比不上一个大二的学生。
起初周作人也怀揣过美梦。彼时，正值“新村”运动兴盛，这一衍生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落实到平凡人家，便是家庭和睦同进同出的愿景。周作人是撑起这愿景的重要粉丝。当然，他始终只是文人，骂一句日语脏话就算是动粗了。好在后来他在病中又学会了世界语，这使得他在往后漫长的憋屈生涯里得以优雅地发泄。
历史长河里没有艳照门，但处处是罗生门。1923年7月，在北京那个热得背心儿贴肉的夏天，周作人写了一封短信，让鲁迅不要再进家中后院儿，也即自己住的区域。鲁迅则认真贯彻作家想太多的习惯，直接搬出了仅呆了四年的家。时至今日，被推断出的二人断交的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有人揭发鲁迅和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行苟且之事；二是鲁迅误拆了别人寄给弟弟的信；三是羽太信子告诉周作人鲁迅偷瞄自己洗澡。
这两兄弟，孕育自同一人，共同翻译著作若干，都在北大任教，却因一封信相忘于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一方死乞白赖式的努力，必定无比脆弱。这种中国式关系，本就畸形荒诞，而因为有这二位名号响亮的人物作论据支撑，反倒成自然了。
鲁迅和周作人最后的共鸣集中在三弟周建人身上，这个老无所成的幺儿子，名字后头被描上了“社会活动家”的称谓，第一个离开了八道湾十一号。大概一个家庭的关系维持，总得靠着某个羸弱的焦点。尽管他从来不曾成为焦点。
周家兄弟的才华和他们的家庭关系相比，比真实程度要更上一个台阶。即便是在关系如此龌龊的前提下，也不妨碍他们以笔览众生。但世道却未必公平，譬如周作人的文章从来没入选过语文教材，而其兄长则托出题者的福，浑身是让考生犯难的本事。
愿九泉之下有恩无怨，否则这谜一样的梁子，一直要结到星河逆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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