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镜花缘》可以说是清明小说中最富有女性意识的两部小说，前人虽已注意到两部作品女性主题的与众不同之处，但并没有将二者进行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两部作品列入比较的范围，不仅注意到二者在结构形式上的传承，而且在女性主题上进行了深、广的比较。但是在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以社会性别的角度去切入文本，从两性的关系中去反观女性的命运，往往把女性从性别秩序中抽离出来，把女性的悲剧归之为封建礼教的罪恶造成的，忽略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是通过男性对女性的具体、细致的规范来完成的。同时，在分析女性悲剧命运、分析矛后的女性观及其作品中的虚无意识时不够深入，某些人物形象被任意地拔忘了。因此，本文将在两部作品女性意识比较的基础上，将写作重点落在分析作品的女性意识，探求作者的女性观及其艺术表现方式上，进而分析作者女性观矛盾的表现及造成女性观矛盾的原因，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作品中作家代言人的两位男性身上去分析他们的虚无观。在分析的过程中力求分析得深入一些、透彻一些。文章共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明清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发展轨迹
杜会性别观照下的女性意识既然是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随着社会、文化、历史 的进程而变化的，那么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女性意识的内涵应是不一样的。《红楼梦》《镜花缘》女的性意识达到了古典文学的巅峰， 为了更好地把捏这种高度，我们有必要设立相应的参照物来进行有效的比对。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风俗习惯等方面把女性紧地束缚在狭小的家庭的圈子里，她们一生中扮演的角色是女儿、妻子、母亲，她们的地位是“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 ），古代妇女长期处千屈辱卑微的地位。这种性别制度给小说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明渚以前小说家创作的视角绝大多数是男性的视角。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文人士子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中走出来”，越来越向平民化靠拢。一贯被传统文学观念视为“鄙野之言”“淫邪之辞”的小说繁荣发展起来，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小说渐渐成为弘扬个性与理念的工具，越来越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到《金瓶梅》、 才子佳人小说，再到《红楼梦》 《镜花缘》，我们会发现一这个样现象：人物形象从以男性为中心渐渐过度到以女性为中心：从赞美男性、贬抑女性到否定男性、赞美女性，也就是说，随若社会的发展，做小说者的创作角度在发生悄悄的变化，作品中人物的女性 意识和作家的女性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嗜变化。
1. 从《三国演义》到《西游记》
《三国演义》是一部写英雄的小说，作品中的男人就是英雄的代名词，他们要么争夺天下，要么各为其主，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身上充 满英雄主义的豪情。家庭和亲情在他们的生命中仿如云烟，虚无飘渺、不留痕迹。相反，男性之间的兄弟之情却被他们置于极高的位置，甚至超过生命。女性在作品中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种点缀而已。这些女性大都没有自己的姓名，她们的身份是某人的委子或某人的女儿，这些身份是杜会赋予她们的，她们欣然接受了社会为她安排的物化且奴化的身份，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的、第二性的位置，努力地践行着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规范，甚至自觉赴死。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己的情感。
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女性整体上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陷入麻木的生活状态。
《三国演义》中的女人是男人眼中的好女人：忠义的母亲，贤惠、贞洁的妻子，顺从的女儿，女人理应如此。事实上她们只是“成功男人走向成功或获得某种价值定位的帮手或秘密武器”仅此而已。她们活耆的意义就是充当男人的工具，一旦工具失去了使用价值，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刘备做出最凝练的概括：“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一样，也是一部以刻划男性英雄为中心的小说，但女人的形象与《三国演义》中的女人形象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两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对《三国演义》的超越。一类是淫妇形象：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一类是梁山女英雄形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齐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
潘金莲们对自己的丈夫均不满意，心灵寂寞无以排遣，她们不甘于这种死灰般的生活，于是选取了性爱作为自己情感的突破口。当她们遇到了能够给她们性爱满足的男人便经受不住诱惑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抛弃了世俗规范给予女人的束缚，恣意投入，结果遭到了男性们残酷的杀戮。为了追求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性爱，她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其说她们是死在男人的手里，不如说她们是死在了自己那点可怜的欲望上。作者大力渲染杀人的血腥过程，他和作品中的男性十分满足于手刃淫妇的那种快感，用残酷的暴力警示女性：要安分守己 ，终此一生 ，如有非分之想，必定死路一条。为了宣扬这种观念，作者甚至不惜大力丑化女性，把潘金莲这么个不慕富贵、有主见的女人写成是天生淫荡的，旨在告诫男性：女人是祸水，千万别靠近，否则就会被“逼上梁山”，成为“国”与“家”的罪人。她们成了被男性中心意识异化了的群体。
孙二娘、扈三娘、顾大嫂是108将中的三名女将，她们从家庭中走出来抛头露面，投身到社会事务中去，跟着梁山好汉打家劫舍、劫牢救狱、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表现得丝毫不比男子差，她们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色相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梁山英雄的形象客观上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超越，但是，从她们身上我们感受不到对传统超越的快感，感受不到解放了的女性翻身做主人的幸福感，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悲哀。她们没有像杨门女将那样留给后人巾悯不让须眉的感叹，在读者的眼里，她们和梁山好汉已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她们的性别被忽略了。她们空有女性的身份，却没有女性的特 质和情感，她们是一群不是女人的女人，也是一个被男性中心意识异化了的群体。有欲望的笑女是祸水，没有欲望的荧女失去了性别就成为男人的好帮手，两个异化的群体无形中昭示了作家的女性观：好女人应该做男人眼里的女人，即安分守己，无欲无求，顺从接受男人们的安排，成为男人们的工具，工具自然没有性别。女人那点可怜的主体意识还未萌芽就遭到了严酷的扼杀，从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意识是怎么被男性世界肆意解读与诠释的。
《西游记》虽是一部神怪小说，但它描写的世界分明是人类世界的缩影，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熟悉的女性形象——扈三娘和潘金莲们，但是又不大相同。女妖是《西游记》中女性出场的通常面目，她们大多美貌且武艺高强，她们对情爱和性爱的追求强度大大地超过了《水浒传》，她们的女性意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
《西游记》中的女妖们要么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要么想与唐僧成亲或想通过成亲获得唐僧的元阳以成仙，同时享受夫妇人伦之乐。前类形象是作者为衬托男性而设立的，后类形象个个法力高强，都有着闭花赘月之貌，她们不像扈三娘，任自己的婚姻由人安排，相反她们独立自由、无所羁绊，大胆地抛却传统“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制度，常常以天地为媒，主动地去追求性爱和情爱，她们比潘金莲们更为主动、更为勇敢。她们对唐借不乏真情 ，陷空山无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对唐僧的表白很是感人：“夙世前缘系赤绳，鱼水相和两意浓。不料鸳鸯今拆散，何期鸾凤又西东！蓝桥水涨难成事，佛庙烟沉嘉会空。着 意一场今又别，何年与你再相逢”。
可是，最后她们的追求全都破灭了，而且大多死得很惨。《西游记》里的男妖比女妖多得多，他们对唐僧造成的危害也大得多，但是，二者的结局却有很大的不同。男妖精大多回归仙界，或看守门户或做脚力。而女妖们不是被孙悟空一棍打死就是被猪八戒一筑打烂。在这里女妖个个被涽成是“红质祸水”，她们在男性限里的形象是淫荡的，孙啎空骂八十二回中那个老鼠精，“全没一些儿廉耻！青天白日的，把个和尚关在家里摆布”所以，这些妖女该死，也必须死。在男人的眼里，她们是作为“色”的代名词而存在的，她们存在的价值只为了衬托唐僧对理想追求的执着，唐伶师徒们拒绝或离开这些女性义无反顾地一次次踏上西天取经之路，正是这些男人们摆脱“色”的诱惑的过程，最终他们战胜心魔，修得正果。唐僧师徒的胜利恰恰是女性意识被抑制、被丑化。于是，女人，尤其是主动追求婚姻和性爱的女人们由“祸水”的地位上升至“妖拧”，也就是说，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意味越强烈，她们被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强烈。
2. 《金瓶梅》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市井女性形象群体的著作，它以现实主义的写法再现了当时市井女性的命运，客观地展现了当时市井女性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意识。作品中的女性在文中不再处千一种陪衬的地位，而是被充作主要人物来写，女性形衾不 再作为一种失语的群体存在于文本中，无论是贞女还是淫妇，她们都是血肉丰满的，作者让她们用自己的自行举止来表现。作品中贞女的形负只有一个吴月娘是个传统的好女人形象，遵守三从四德，以夫为天，从一而终，丝毫没有女性意识，其余的基本上是淫妇形象，以潘金莲、 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金瓶梅》中的这类女性对外部世界审视的程度比《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都来得深一些，她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通过男人。之所以那么多的女人愿意投入西门庆的怀抱，原因主要有： 一 、西门庆腰缠万贯，舍得为女人花钱，凡是和他好的女人都会从他那得到物质上的好处。二、西门庆风流佣傥，对自己吞上的女人百般讨好，只要你不背叛他，他会给你从武松、宋江那样的男人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的温情。三、在性生活上能满足她们的需要。这就铸就了这类女性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性爱和物质的追求，物质的 追求是通过性爱来完成的。千百年来，女性只是作为男性泄欲和生殖的工具而存在的，对性 爱的大胆追求说明她们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 女性同样有获得性爱满足的权利，这是对男性的反抗与报复：另一方面，中国人历来把钱君作是浊物，对于女人来说，贞节比钱不知要重耍多少，女人宁愿饿死也要保住贞节。《金瓶梅》的女人们追求性爱的同时追求物质的享受，这说明她们开始追求生存的质量，用金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女性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出的畸形的努力，她们付出的是人格尊严的代价。但是，这也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女性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出的一种较有可能实现的选择。《金瓶梅》 中女性对性爱和物质的追求已经超过了上述任何一部作品中，而这恰恰就是《金瓶梅》中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非常态的表现。
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二个表现是在家庭中争夺丈夫的宠爱，代表人物是潘金莲。西门庆一妻土妾，还有许多宠爱的丫头、婢女。在妻妾成群的环境中，潘金莲不安于自己的卑贱地位，使出浑身觯数来摆脱“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命运，最终她获得了胜利，争得了西门庆晕多的宠爱。虽然她的手段过于淫荡、过于残忍，但是，客观上她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境地而做出的一种抗争，是她主体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
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三个表现是寡妇再嫁。宋代以来，妇女守节的观念日渐严苛，“夫死守节，差不多为个个妇人应尽的义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能独立自主地摆醒脱封建礼法的束缚，发出“只我先嫁由爹娘，后嫁出自己”。 追求个人幸福而做出再嫁的决定是需要勇气的，她们的身上闪耀老女性意识觉醒的光芒，但她们还完全称不上有现代女性意识，因为她们的婚姻都不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
《金瓶梅》中的市井女性能够较为清酰地从自我出发审视自我及世界，进而用实际行动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的追求已经超越了本能的状态，上升到一种自主的追求，表现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然而女性这些主体急识的觉醒并没有得到社会的理解，在文本中，她们在男性的眼里是淫荡的，仍是男性玩乐的工具，可以随意打骂、变卖。作者在结尾处总结评介了几个主要女性形象：“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怜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作者用楼、月的善终和金、瓶、梅的惨死维护了男性社会的性别统治秩序。作者对笔下女性形象的褒贬态度十分鲜明，具有明确的思想倾向。作者之所以会赞扬孟玉楼这个有着独立意识的女性，是因为她身上还有着男性社会所欣赏的美德，虽然她嫁了三次，但一旦选定了丈夫，她对每一现任丈夫都是忠诚的，安分守己，不淫、不妒、不争宠、遵守妻妾秩序。同时，他对孟玉楼的赞哎体现了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观念挑战的思想倾向，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男性作家女性观的进步。
总的说来，金、瓶、梅仍是男性笔下被异化的女性形象，个体女性意识的觉醒遭遇社会的强大压力，就会无法正常的生长，找不到成长的途径，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冲突中，它会被压抑、扭曲，甚至走上毁灭的道路，《金瓶梅》的大多女性就这样被引上了不归路。女性意识的成长何其艰难！
3. 《红楼梦》与《镜花缘》
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西游记》，从《金瓶梅》到才子佳人小说，它们都是以男性的视角进行创作的，他们代表了男性文学创作的传统方向，是男权中心文化的产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按照男人的理想塑造出来的，她们追求的 眼光从来没有定位到自身生存的价值及意义上，所以她们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获得过做人的资格，杜会也没有提供给相应的土壤。因此，无论她们怎么努力，最终她们都难以摆脱物化的命运， 不可避免地陷入“第二性”的地位，沦为男性的附庸。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女性意识随考社会、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觉醇，男性文人的女性观也在逐渐地进步，他们对女性意识的发掘随耆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入。
“晚明以来。随着声势浩大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出现、发展和高涨，对女性的地位、 价值的认识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某些新的女性观。到了《红楼梦》 《镜花缘》，男性作者曹雪芹和李汝珍是女性同情论者，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女子鸣不平，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他们致力于表现女子们的才情，赞美她们为争取女 性权利所作出的努力，对她们不幸的命运表示同惜。在他们的笔下，女性成为作品中的 主要表现对负，不再居于衬托男人的配角地位，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红楼梦》所具有的强烈的女性意识，已超过了上述的任何一部作品，甚至可以说到达了古代小说的顶峰。香迅先生指出过：“王千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以说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对《镜花缘》的评价历来不一，因为它是“一部转学间驰骋想象，以寄托理想、讽喻现实的小说”，它所寄托的理想、讽喻的现实内容繁杂，但是我们仍可以确定，女性是《镜花缘》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