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娅娅        整理：防水专家

  十八岁，是一个喜欢幻想的美好年龄，芳花。但我的心一直在模摸糊糊的想像着她的十八岁。

二十年前，在贵州省南部一个偏远落后的小村子里，举行了一个婚礼。新郎是一个五十多岁，瘸腿残疾、矮个子。新娘是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瘦小的体型、脸上泪迹斑，眼晴呆滞地站在新郎旁边。

新娘名叫小芸。两个月前，她是东莞永兴电子厂的一名打工妹，下班之后，她和厂里的几个姐妹去街上玩，一个人走丢了，迷了路，被人贩子骗去。人贩子把她卖给了一个偏远的山村。买主就是这位瘸腿残疾。小芸被送来之后，被锁在一间石头砌成的小房子里，当天晚上，在这间小屋里，小芸在哭叫中被夺走了第一次。从此小芸开始了人间地狱的生活，那间石砌的小房子里，小芸隔三差五地被那个瘸腿残疾买主一次次蹂躏遭踏着，小芸渐渐失去了抗体，不再反抗，像是一只受过极度惊吓的猫咪，她不再哭闹挣扎，整天倦缩在小屋的一角。一个月后，小芸怀孕了。

    那个怀孕的婴儿就是我，小芸就是我的母亲，那位瘸腿买主就是我的父亲。或许每当我讲述起自己的身世，我的心里是的那种撕心的伤痛，你们永远无法理解。那种夹杂着亲情的羞辱怨恨、又揉合了父爱感觉不曾经历的人永远不会感同身受。许多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愿意去想自己那个充满罪恶的身世，不愿意去面对那个这场荒唐的人间罪恶闹剧的罪人——我的父亲。

青涩懵懂

母亲怀孕后，家里放松了对她的看管，午后，母亲会在院坝里坐一会，有时在家里转一转，渐渐地对这座深山处的小村别样的习俗产生好奇。母亲开始干一些家庭里的小活，有时候也会帮奶奶烧火做饭。大家都以为母亲已经被驯服了，已经不再把她关在那间石砌的小屋了。其实，母亲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怎样逃出去。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趁家人都在睡觉，母亲逃了出去。村子通往外面的只有一条小路，有的地方紧贴悬崖，村子四面是包围着一层又一层的大山，最关键的是母亲迷失了方向。那天晚上，母亲在一堆草垛下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顺着小路朝山出发了。在这个落后偏僻的地区，方圆十几里的几个村落大部分人都彼此熟识。生活在这愚昧落后，贫穷无知的大山深处的人，在花钱购买婆娘这方面，彼此相互非常团结。很快有人认出了这个徐家湾逃跑出来的女人，“那不是徐瘸子买的那个婆娘吗，怎么跑出来了”。母亲被拦了下来，很快，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及祖家来了许多人，拿首棍子、扁担，在一片恐吓与叫骂声中，母亲又被带回去关在了那间石砌小屋。

回来后，奶奶不知是担心母亲肚里的孩子，还是真的出于对母亲怜悯同情，变着法子给母亲做好吃的，经常和母亲一起拉拉家长，聊聊闲话，劝母亲多吃饭，自己的身体要紧，还郑重承诺，等孩子生完之后，就送母亲回去。后来，我出生了，母亲没有被送回去，奶奶的理由是，我不是男孩，生个男孩才算数。男孩传宗接代，男孩传承香火的观念在那里根深蒂固，重男轻女观念十分严重。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妹妹的出生我不记得，她小我一岁。两年后，母亲终于生了一个男孩，我的弟弟。奶奶的心愿终于了却，然而母亲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弟弟出生不久，奶奶去世了，父亲年龄增长病情也开始恶化，失去劳动能力。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担子就压给了母亲，三个孩子需要抚养。其实，那时母亲也只有19岁，她分明也还是一个需要别人照顾，别人来爱的孩子。但生活的苦难就这样无情地砸在了她的身上。

我记事起，母亲似乎永远有忙不完的活，我和妹妹经常照看放在一个圆形大竹筐子里弟弟。早上把家里那只羊牵到后山，接上一根长绳，栓牢在地上。家里有三头猪，早饭后母亲背上背篓出去，然后背回一背篓的猪草，用刀剁碎，热水煮熟，掺上谷糠，喂完猪，已近中午。午饭后，干一些农活，这里耕地稀少，小块小块的旱地在陡峭的山坡，山脚下是一层层的小块稻田，农耕操作非常困难，庄稼的种植到收割，全部靠人力从陡峭的山坡上一点点地背，体力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母亲是一个在北方平原地区长大的孩子，但在这个苦难的地方，母亲被磨炼成了一个强汉子。卧马岭西坡有我家一块地，从我家徒步到卧马岭需要20分钟，小麦收割季，母亲一镰一镰收割完毕，打成捆，再背到家里院坝里，一块小麦割完，背完，母亲需要一个礼拜。背回来后，还需要再扎成一小捆小捆，然后在地上甩凶小麦。秋季，母亲要把一块地的玉米和秸秆一点点地背回来。我六岁那年，妹妹已能够独自照看弟弟，我开始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成了妈妈的小跟班，我学会了剁猪草，喂猪，牵羊。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拼命地干活，她心中一直在想着逃出去，离开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而且要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三个人。我八岁那年，母亲经过多年的劳动，家里有了一点钱，母亲要求带着我们回去看看，或许是家里的人察觉到母亲一走就不可能再回来了，遭到了爸爸爷爷、叔叔的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钱需要攒下来，将来给弟弟盖房子、娶媳妇用。那时的我，已经非常懂事，我知道妈妈是被人贩子拐卖过来，爸爸买过来的，也理解妈妈内心的痛苦与无耐，我公然站在母亲这边，支持母亲，父母气得一瘸一拐地追赶着打我，那是我第一次公然与家里对抗。母亲除了辛劳干活，总是寡言少语，记忆里从未看到过母亲高兴过。永远忘不了的是母亲那双忧伤的双眼，郁郁寡欢的面恐。

从我家走过几道的田埂小道，再穿过一座崎岖曲折的山路，便是我念书的村委小学。全校只有三个老师，一个老师教一个班的所有课程、也是所教班的班主任，年级也不全，只有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我的老师四十多岁，是村委副主任的二哥，我们同姓的远家。他对我家的情况十分清楚，对我格外的关爱，那时候上学缴学费是家里很大的一笔花销，村里很多孩子很早就辍学了，在家放牛，放羊，稍大一些就去外面打工。我十岁那年，家里决定不再供我念书，因为我已经认识一些基本的字，也会算一些简单的帐，这已经足够了。母亲在这一件事上反对地非常坚决，他找到我的老师，要求让我先上学，等卖完猪籽后补缴学费。他同意了。在此，需要特别说一下这位有爱心，为人正直的老师，他叫谢晓东，后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母女离开了那个带给我们苦难的山村。现在想来可能是母亲求谢老师让我念书，缓缴学费那次开始，母亲会隔三差五和谢老师聊许多话。母亲告诉我，她在和谢老师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最后总会说，谢老师说你学习很努力，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呀。

2009年的一天，中午快放学时候，谢老师把我叫到教室外面，他让我回去告诉妈妈，下午在家里，不要去坡地干活了。我回去告诉了妈妈，母亲沉默了会，眼睛湿润了。下午上课不久，谢老师让大家读书，又把我单独叫了出去，在教室东拐角处，两个默生一男一女。“这是你舅舅和舅妈，他们从河南来的，来接你们的，去叫上你妹妹，和你舅舅舅妈你们回家去吧！估计你妈也收拾好了。”谢老师对我说。叫上妹妹，我俩一路小跑在前，舅舅和舅妈跟在后面。母亲见到舅舅那天的其它场景我记不太清，我只记得母亲抱着弟弟，牵着我，父亲与母亲撕扯着弟弟和妹妹。有好几次，父亲被推倒在地，母亲抱着弟弟就走，父亲一瘸一拐地追出来，死死地抓住弟弟和妹妹。当时的场面非常的混乱而又伤心，不一会爷爷，我幺爸、我达还有二妈及祖家近门来了许多人，拦着我们不让我们走，舅舅突然抓起一把铁铲，大吼一声，“让开，今天谁敢阻拦，我把他头辟开。” 我也被吓傻了，危险场面僵持着，似乎马上要玩命。事情出现了转机，谢老师带着老队长来了，经过他们的调和。最终同意母亲带走我和妹妹，把弟弟留下。

我们翻过了几座山，又顺着山间田埂小道走了十几里路，在暮色没有降临之前来到了关溪小镇。第二天，坐上了一列开往河南焦作的火车。回来后，第一次见到外婆和外公，全家人禁不住流下了开心而又辛酸的泪水。母亲只有一个哥哥，我们只能暂住在舅舅家里。舅舅家里也是农村，并不富裕，一下子又添了几张嘴巴，日子久了，舅妈的不满日益明显，偶尔会指桑骂槐。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城效韩楼租了两间房子，又通过房东将我和妹妹安排在了韩楼小学。母亲在小县城里干过各种零工，发过传单，早上零晨五点去早餐店打过零工，超市里做过导购，干过卫生保洁，加油站洗过车。后来母亲攒了一点钱买了个电动三轮车，开始卖荷叶饼，炸面筋。母亲的愿望并不高，只希望能够把我和妹妹养大，能够供养我们上学就行。母亲爱钱，但从不乱花，她会背着我们去垃圾堆里拣一些瓶子，纸板，也会用不多的钱给我和妹妹去买一些时令水果。用她的话来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看起来可怜巴巴的样子。初中毕业后，亲戚邻居都劝我的母亲让我和妹妹不要再上学了。想着母亲为了供我和妹妹上学，起早贪黑地骑个电动车，有时还被城管驱赶辛苦的样子，我也曾试着问过妈妈，“要不我不上学了。”母亲恨恨地瞪着我说：“你不上学，你干吗？你能干嘛？妈妈吃过的苦，受过的罪还少吗？”

高中住校，我和妹妹两个人吃一个馍头，一碗稀饭，很少吃菜。当时在班里有一个贫困学生补助名额，一年一千多元。班主任想把其中的一个名额给我，让我填写个申请表，当填写父亲栏的时候，我突然哭了起来。班主任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不想要这个名额。班主任电话打给我母亲，了解了我家里情况。回家后，母亲告诉我，填表如实填就行了，咱家就这样，不用怕别人取笑，只要不撒谎，没什么丢人的。班主任也开导我，勇敢面对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你越刻意去逃避，它越挥之不去，你越痛苦，有时候有去正视面对，反而会让自己轻松快活一些。

高考选报专业，听取班主任的建议，我选择了定向招生的师范类专业。我拿到通知那天，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而我的心在流泪，这些年凭借一个女人的倔强与坚强她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成就，为了供养妹妹和我，已经记不起她多少年没有买过衣服了。

在大学里，我第一次拿到奖学金的那天，我给妈妈买了一身衣服。大二，有名叫阿秭的男孩，走进了我的生活，一位愿意聆听我的故事，不嫌弃我的家境身世的男孩，我封闭的内心开始慢慢敞开。沐浴在爱情幸福中的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来，想起我的母亲，那个没有享受到爱情带来的幸福的女人。有一次，我和阿秭路过一个婚礼现场，看见台上的新郎新娘结拜仪式，我突然哭了起来，阿秭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没什么，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淡淡地说。阿秭眉羽间闪着温柔，抚摸着我的头，说，一切都会好的，让它过去吧，还有我。一年多的交往之后，阿秭知道了我家的所有事情，他很心痛我，经常包容着我。我慢慢变得开朗乐观，偶尔还会头脑中想起母亲被拐卖，强迫拜堂的模糊画面，只是我不再流泪。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在豫南山区一所中学，开学不久，我把母亲接了过去。母亲感受苦着尽甘来的幸福，母女俩个对那过去的往事释怀，两人谈论着这里的山与贵州那边的山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