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一件挺可笑的事情。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还不会打领带，面试前，我站在洗手间里，照着网上上搜来的打法，绕着这条借来的衬衣折腾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
那场群面，十个hr面试官坐在我前面，二十个毕业生并列两边，我站在中间，张口说完第一句自我介绍，其中一个中年女人就打断我：两个细节，你领子没有折好，衣服的尺寸太小绷很紧，不尊重我们，也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识，细节决定成败，对不起，你的时间结束了。
我仓皇地离开，没有垂死挣扎，问对方能不能再多看一眼我的简历。也完全没办法装作若无其事，保持风度地微笑。我就像只落汤鸡一样站在那里，孤立无援。
那是我的第一场工作面试，中港合资的大地产公司，月薪八千的策划岗位，张口完败，羞愧难当。没事，是他们没眼光，我鼓励自己，但接下来的三家公司面试，依旧重蹈覆辙，难逃厄运。
青春小说里喜欢把高考说成是一场兵荒马乱，好像真的要踏过同窗挚友，从横尸遍野中走出去，逆流而上，冲掉身上的鲜血淋淋，才能重见光明。
但大四求职的那一年，我才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兵荒马乱——所有人都像饿死鬼一样疯跑，头顶上悬挂着一个倒计时，毕业证戳章离开校门的那一刻，也是自力更生羊入虎口的关卡，父母断水断粮，自己就算爬，也要活着爬出去。
我独立得还算早。大学的前三年没怎么和家里要过钱，给杂志写稿，拿奖学金，生活还算绰绰有余。但大四一开始，换了公寓交完房租，一下子就手头局促了。我没想到所有面试的公司都要求穿正装，也没想过原来一套合身的正装价格并不便宜。
那天穿着和同学借来的那件白衬衫，皱巴巴的，我站在西装店门口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打电话给我妈借了两千块钱救急，说以后挣了钱一定还给她——虽然这句话我说过很多遍最后也没怎么实现，但我妈还是二话不说慷慨转到我银行卡里。
她说：真要算，你欠我的还差这点吗。这些钱不够吧，我给你多打点。
我妈知道我从来都只是报喜不报忧的。她对我也报喜不报忧。她有阵子身体不好去医院了我打不通她电话，还是辗转问到别人那里才知道。每每被拆穿的时候，我俩劈头盖脸就是把对方一顿骂，但又心疼。
我所有的焦虑不是源于我怕吃苦。而是我怕别人连吃苦的机会都不给我。
以前死活要读中文系的时候，以为可以这样无忧无虑一辈子。在学校里吃住都便宜，每个月稿费还有一两千，没太多的物质需要，省省点也够用。后来没想到出版业连续受垮，几家杂志倒闭，主题书的稿酬也减半，除了物价上涨，其他一切我赖以生存的本领都变成了屠龙之技。
就业的时候，学校里最吃香的商科几乎人手好几个offer，而我们中文系递出去的简历，常常第一轮海选就给刷掉，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石沉大海。
我大概也海投了二三十分简历，那是比投稿被毙还要痛苦的感觉，似乎被否定的不是递出去的那张纸那里面的文字，而是我这个人存在的价值。
“我们真的不需要中文系的。”
“中文系？中文还要学？”
最绝望的时候，是我知道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去了一家超市当陈列员。她和我来自同省，全班就我俩。千里迢迢考来了一所985大学的中文系，因为口才不佳，相貌一般，她为了留在这座城市，受尽委屈。毕业前夕父亲生病去世，她连夜赶回去，为了照顾家里，最后还是不得已留在镇上，循环父辈的人生。
我才知道，我们十八岁时的成人礼高考真的算不上什么。
真正开始要挣钱养活自己了，才算是被迫长大成人的那一刻。
我花八百块买下了那套西装，和一双皮鞋。不是什么名牌，可这是22岁的我唯一能出得起的价钱了。
我知道自己穿上一点也不好看。我个子不高，身材也不好，西装穿在我身上大概和美国人穿唐装一样别扭。但这是我当时卯足的最后一口气，要向面试官证明，我没有成为一个很廉价的人，你们也不要看低我的那道挡箭牌。
我每天中午站在天台上，害怕吵到睡觉的室友，晒着大太阳，按照每家公司面试的不同要求，背下自己的中英文简介，和自己的竞争优势。那时候的面试都很严，每个人只有90秒的发言时间，要把自己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货架上的商品那样，恨不得把所有长处标签都贴在外面，希望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多看一眼，伸出手摸一摸捏一捏。
那真的是一套很正式却也没有任何闪光之处的西装。它规规矩矩，工整挺拔，但一无是处。就像所有货架上的螺丝钉一样。我一直以为自己只要依葫芦画瓢，学着那些已经拿到offer的人一样拼尽全力，最终也会成为货架上的商品。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只是螺丝钉，区别在于，你对自己有多狠，你往墙里扎了多深。
最后我依旧没找到工作。所有的房地产公司都把我拒了。所有的银行、金融机构丝毫没有给我面试的机会。所有的媒体单位统一告诉我，岗位不空缺，但可以当一年的实习生，在上海或北京，吃住自理，每个月一千五百块补贴，没机会转正。但我已经付不起路费了。
那时候觉得自己真差劲。校内直推的保研面试也被搞砸放弃了。写完的长篇小说出版公司又拖着迟迟不出。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国读硕士，曲线救国。这是我妈给我提出的，我一开始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意味她可能得把她赞了大半辈子的存款，留着养老的钱全都砸在我身上，而我根本没有信心自己能在毕业后把这笔钱挣回来。我知道这是一次有去无回。
但我妈还是逼着我说，先把雅思考了，你还不一定有本事能上呢。于是我开始疯狂地刷题背单词。
好像每次穷困潦倒的时候都有天降神兵。一个采访写人物传记的活儿突然找到我，很急，素材量也不小，但能挣一万块，我二话不说接了下来。
那阵子连续熬夜赶稿，废寝忘食，身体虚弱，发起了高烧，我觉得自己撑撑就过去了，又继续顶着高烧赶传记。人在最后时刻终于崩盘了。直到烧到连续六天40度猛打退烧针都不退的时候，医生说，你可能不是发烧，建议你换家大医院看看。
当天夜里，我就因为头疼欲裂，意识模糊，在公寓里昏厥过去。室友急忙把我送去医院，在ICU里，我已经记不清发生了什么，醒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怀疑是脑膜炎，必须先做一个腰椎穿刺，取出脑脊液化验。我想瞒住不让我妈担心，但老师已经通知了家里，我妈连夜从家里飞来厦门。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个劲地抱歉，给所有人添麻烦了。
化验结果是脑膜炎，但医生也没办法判断是哪种病毒，只能把各种药都先试一遍。我被送进神经科的住院病房里，每隔一周就要做一次腰椎穿刺取脑脊液，把一根六厘米长的针扎进腰椎里。每次手术，我因为身体太敏感，都会发生抽搐，好几次医生中途停下手术换人，把那些新来的医生吓得不敢给我手术。每天吊二十小时的药水，每天早上都要抽一管血随时观测。两周后病情仍旧顽固，开始注射激素。
哪怕我在病入膏肓的时候，脑子里都紧绷着一根弦，想的不是自己会不会死，而是我有没有错过面试通知。恍惚间就会闪过自己穿着正装一家一家面试公司时候的场景。那条领带把我脖子勒得喘不过气。我害怕自己会成为一个无用之人，没有挣钱的能力，养不活自己。
后来我出院，医生才说，你再晚送来一点，可能脑子都要瘫痪的。
反正最后我没死，虽然比其他病人在医院里拖的时间要长很多，但我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儿还能活着，出去了照样还能继续战斗。
只是我妈决定让我不考雅思，也不出国了。
就这身体，大病小病在异国他乡，孤苦无依。
病好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休养，错过了最后一轮校招。一切又像是回到了原点。大学毕业前还没有签三方的话，毕业后就只能通过社招入职，那我就更没竞争力了。我觉得自己人生无望的时候，系里推荐我去一家省级电视台写电视剧本。
钱不多，地方也很偏僻，但我糊里糊涂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在那里参与了几个剧，都市剧，婆媳剧，要么无人问津，要么完全没被拍出来。
但我至少养活了自己。
除此以外，这份工作我能想到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不需要每天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出现在别人面前。哪怕你灰头土脸地对着电脑，也没有人关注你吧。
那家公司我只待了一年多，并没有赚到什么钱，学到专业知识也并不多，也没什么朋友。但那是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人情世故。
酒桌上，所有人敬酒前要变着花样编出一句夸赞的话哄老板开心。办公室里绝不能有枯死的植物会影响风水。你所有的功劳最后都会被你上面的人抢走。你的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板是否喜欢。你只要身在底层，永远只能任人摆布。那些告诉你说熬几年就会出来，现在是施舍给你机会，以此不给你应得报酬的都是骗你的。
后来我身无分文去了上海，继续在影视行业里摸爬滚打，再后来我来了北京，伤痕累累，仍旧一路坎坷，也没有干出什么厉害的成绩。但我知道自己不会那么轻易就饿死了。也不再会因为买不起一套正装而惶恐了。
我没办法像模像样地总结自己的人生。好像只有成功者才能大张旗鼓地宣告自己成功之路。我很平凡。反正总是走到绝境老天用闪电给我劈下来一条荆棘丛生的路。问我愿不愿意走。当然走。既然有路给我，那就别停在原地。谁不是一路摸黑前行呢。
毕业后的这几年我依旧过得不太好。可能到了三十岁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观。但我好像比从前的自己要笃定一些。哪怕一无所有，也不担心自己从头再来了。
每次我回想起自己快毕业的那一年，那种害怕自己会成为一个无用之人的焦虑，我都想告诉那个时候的自己：人生每一步都很难走，但你迈出第一步以后，你一定会有勇气再迈下第二步的。这勇气不是谁逼你获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不管这一步你是用跳的跑的走的还爬的，总之你一定会迈出去的。因为你活一刻，就没法停留。
就像是人活着一天，就一定会有困境一样，除非死了就是死局了。是困境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而这些困境终究都会过去，只是早晚而已。就像“活”这个字的写法，三点水，流动；舌头，尝百味。是生活，也是人生。
关于那套正装。我毕业后再也没穿过它了。搬了四座城市以后，清空了行李箱里许多冗杂的物品。但这套衣服仍旧在我的衣柜里尘封着。我其实没什么太多需要穿正装的场合。我也早就有其他许许多多看上去更好看的正装了。但第一套，好像总有那么点不一样。可能是有点土气，也可能，那上面记录着稚气未脱的自己。那时候的自己总觉得穿上去，就像是戴上了护身符一样，会让自己闪闪发亮，平凡里带着那么一点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