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来，我所具备的能力，我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非我不可的必然性。别人拥有同样的才能，扮演与我相同的角色，也没有任何不妥当，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至今我所做的一切，别人也可以取而代之。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天偶尔赏赐予我，我不过努力加以磨炼而已。我想，任何人的任何才能都是天授，不！才能只是从上天借来之物。
因此，杰出的才能，由这才能创造的成果，属于我却不归我所有。才能和功劳不应由个人独占，而应该用来为世人为社会谋利。就是说自己的才能用来为“公”是第一义，用来为“私”是第二义。我认为这就是谦虚这一美德的本质所在。
然而，随着谦虚精神日趋淡薄，把才能私有化的人有增无减，特别是身居要职，理应成为众人楷模的领导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曾经具备优秀传统、出色业绩的大企业，原有的组织规范、伦理道德已经废弛，以至违规违法的丑闻层出不穷。还有那些受国民委托管理公共行政、薪金来自民脂民膏的官僚，利用特权中饱私囊者也不乏其人。
大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官僚，他们的能力无不高人一等，为什么他们常常丑闻缠身、贪污渎职呢？因为他们把才能据为己有。他们认为才能纯属私有，而非从上天借来之物，不必用之于公，心安理得地把才能用于满足自己的私利私欲。
我年轻时日本社会还很贫困，当时我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而且我努力去做的是“诚实”二字。
对人生对工作，尽可能做到诚实。不马虎，不偷懒，拼命地工作，认真地生活。我认为，这对经历过贫苦时代的日本人来说并不稀奇，这是融入当时日本人血肉的一个特征，也是一种美德。
不久，日本经济起飞，社会变得富足、安定，京瓷的经营也上了轨道，规模扩大。这时“感谢”在我心中占的位置越来越大。诚实的努力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此时，“感谢”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种体验反复多次以后，“感谢之心”在我身上成形，成为我生活中始终贯彻的道德准则之一。
回顾自己，“感谢之心”就像地下水一样，滋润着我道德观的根基。而这与我在幼年时的体验深切相关。
我的老家在鹿儿岛，我四五岁时，父亲带我去参与过“隐蔽念佛”。所谓“隐蔽念佛”，可远溯至德川时期，“一向宗”受到萨摩藩的打压时，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把宗教仪式偷偷保存了下来。我幼小时，还保留着这种信仰方式。
和几对父子一起，我在日落后漆黑的山路上，借着灯笼的亮光，一步一步攀登。大家默默无语，在恐怖和神秘气氛的笼罩下，幼小的我也拼命地紧紧跟在父亲后面。
登山的终点是一户人家，进去一看，佛龛里摆放着气派的佛坛。身穿袈裟的僧人在前面诵经。屋内零星点着几支小蜡烛，十分暗淡，我们各自坐下，融入那昏暗之中。
孩子们端坐在僧人后面，静听着低沉的诵经声。诵经结束，孩子们按指示一个接一个向佛坛献香拜谒，我也照着做了一遍。
这时候僧人会对孩子简单地说几句话，有的孩子被要求再来，而我听到的却是：“你已经行了（不要再来了），今天拜过就好了。”
接着，那僧人又说：“从今以后，你每天都要说‘南无、南无，谢谢！’向佛表示感谢。活着的期间，只要这么做就可以了。”然后他转向父亲说：“这孩子以后不用再带来了”。好像给我的人生下了个保证。
记得当时幼小的我，好像通过了什么考试，又像得到了师父的真传，又自豪又高兴。
这是我最早的宗教体验，印象深刻。我想，当时我学到了感谢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塑造了我心灵的原型。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只要有什么事，“南无、南无，谢谢！”这句话在无意识中就会脱口而出，在我耳边回荡。
我拜访欧洲的教堂，为教堂庄严肃穆的气氛所感动，这时候我也会情不自禁地念诵这句话。这句“祈祷”的话语，已经超越宗教、宗派，融入我的血肉，已经成为渗入我内心深处的“心灵的口头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