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辘轳，女人和井”
——我读沈从文《萧萧》
曈妈 杨静娴
刚刚接触文学的孩子可能会喜欢沈从文的文字，因为它简单纯粹，毫无做作之感；认识到生活的不易，而不轻下结论，对人和事包容而慈悲的人可能会喜欢沈从文的故事，因为它干净平和。而一个追求辞藻，立足道德审判的读者，沈从文多半会让他觉得失望。
《萧萧》是沈从文的短篇，和《边城》一样，无论是“翠翠”还是“萧萧”，小说的主人公清亮美丽的名字仿佛她们生活的遥远宁静的边城或乡下。沈从文对湘西这样的小乡城有着深沉的眷念，即使“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我们在作品中却总能看到他不断的回望。“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这样自然而野蛮长大的女孩子，她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不自觉地反抗且承受命运给予的一切。
翠翠跟着祖父长大，萧萧则是寄养在伯父家的。萧萧十二岁的时候成了童养媳，她没有新娘子的哭哭啼啼，也没有听来的害怕与害羞，仿佛这就是命。她对自己“童养媳”的处境没有自艾自怜：对于年纪还不到三岁的丈夫，萧萧既像姐姐，又似母亲般地存在；过了门的小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仿佛还多了一些祖父的调侃，而这调侃中竟含着疼爱。读者，当你习惯性准备了眼泪和拳头，却发现无处可用。
沈从文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会代替他的主人公去抨击，他对古老民族的宽容，对他笔下人物的信任，他对人性的赞美让他不忍指手画脚：生活只能由每个人去面对。
萧萧完成了对“童养媳”身份的反抗，完全出自一个十五岁女孩的好奇与无知。“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当她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时，她担心的不是抽象的礼法制度，只是肚子里总在动的东西让她着急：萧萧做着这个年龄该做的家务，勤快能干，精神上是轻松的。风里雨里长大的女孩，一个“童养媳”的身份束缚不了她，她既然没有觉得那是压在身上的重负，所以那所谓的礼法就变得形同虚设。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祥林嫂的悲剧是社会悲剧，她作为一种“不祥”的存在所形成的巨大精神枷锁，不仅仅在于鲁四老爷这样的卫道士，更来自于鲁镇底层人的步步紧逼，以及她个人对礼教宣扬的思想的认同——如果说祥林嫂的“不争”是鲁迅“怒”的原因，那么萧萧的“人性”便是沈从文笔下的赞歌。
不独是萧萧，家里人在萧萧肚子大了之后，“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各按本份乱下去”。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乱”是一种本份。在商量对萧萧的处罚时，“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做出的傻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当事情安排好了之后，家里人似乎又不愿意萧萧走。“大家全莫名其妙，只是照规矩像逼到要这样做，不得不做”。
没有与世隔绝的地方，却有难以磨灭的人情。今天我们读《萧萧》，读《边城》，如果能被打动，就在于我们对于“人的存在”心怀敬畏。而诸多的“人为的文明”却是走向人性的反面，用一种看似正确的观念实现对人的控制。“完全正确”的人，是虚无的，也是可怕的。正如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所说：“因为他们（农人和士兵）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
人性与人情的美，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永远的主题。然而我们在读完《萧萧》之后，内心还是生出无奈和惆怅——人的命运仿佛被一种无法捉摸的偶然所操控。《萧萧》创作于1929年，5年之后写成的《边城》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也表现了这一观点。
《萧萧》借祖父的调侃使萧萧知晓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女学生。显然萧萧完成不了她自己生活的转变：她所有的认知来自道听途说。打趣调侃往往是一种阻碍，而非激励。当她被花狗诱奸之后有一段对话。
“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帮帮人过日子，不好吗？”
“那怎么行？到城里去做甚么？”
“我肚子大了。”
“……”
“你想逃到城里去自由，不成的。人生面不熟，讨饭也有规矩，不能随便！”
“你这没有良心的，你害了我，我想死！”
这是萧萧有意识的追求吗？显然不是。这种对抗恐惧的本能反应昙花一现。而最终萧萧还是用“我想死”表达了自己最原始的反抗。
1929年小说的结尾：“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而1957年2月作家在结尾处增加了一段：“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1929年的结尾是命运的轮回；1957年，作家似乎在做积极的追寻。但这种“跃然纸上”的进步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呢？
2018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