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母亲提醒，我才想起自己的生日将至。

越长大生日这种事情就越觉得不值一提，然而日子本身又需要些意义，尤其是我的今年。

今年的五月一过完，我无法逃避地要迎来自己的28岁，至于这个年纪该有什么样的成绩和追求，我却仍旧只能在摸爬滚打和浪迹天涯的日子里摸索着前进。

相比而言，母亲是坚定的。

她28岁那年，我10岁。

我10岁那年生日，是这辈子到目前为止最具酸甜苦辣的生日。

那年的生日是这样的情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胡同口，有一家十五六米见方的饺子馆，一个年轻的母亲，领着自己的一双儿女端坐在饺子馆加座摆在门口的小桌子旁，静静地等着吃饺子。儿子和女儿的手里都攥着个五毛钱买来的小蛋糕，那是个塑料盒子，里面挤着一小坨白色的奶油，奶油的上面还插着一只鲜红的小樱桃——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生日蛋糕。

那是属于我的第一个以两位数打头的年纪。那一年，是父亲人生和事业里的滑铁卢。那一年，母亲迎来了她关于未来和生存的第一次嬗变。那一年，也是父母带着我和妹妹举家再次奔走的又一个开始。

不管你情不情愿，也不管你是否有做好准备，面对生活给予的苦难，能做的只有想尽法子好好地活下去。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这二十多年来，在我的精神图腾里，再也没有哪个人能将她超越。

这个近30年来始终面对着黄土地和家禽的农家女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要推着三轮车往一座陌生城市的人堆里钻。

自行车她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了怎么骑，可那个时候无论如何她也不会骑三轮车，试了几次车子总是会鬼使神差地朝着一个方向侧偏，索性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走街串巷的时候总是推着几百斤的鸭蛋徐徐前行。

之于她来说，这不是最困难的事情。

体力劳动的辛苦向来不是黄土地里长出来的人应有的娇矜。那最难克服的事情是她试了很多次都张不开那张讨饭一般满大街吆喝的嘴。

那个时候咸鸭蛋卖的很便宜，不像现在一两块钱才能买到一枚。母亲对自己亲手腌制出来的产品很有信心，定价为一块钱三枚。

她一把正好可以拿仨，而客人给一块钱就可以，她不知道乘法口诀，更不懂怎么算清除了一把三个以外的任何账目。当时经常会有人调侃她，这个傻娘们儿，给5毛钱一个都不卖，非要一块钱仨。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像后来那样，能把卖鸭蛋的吆喝编成顺口溜来满大街吆喝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像现在这样，一千块钱以内的项目竟能脱口而出根本不需要计算器；更神奇的是，我不知道在较大宗交易的发货单上，她是怎么信手拈来，把我父亲的名字签上去的。

这些对于年幼的我来说都像是个神奇的谜。直到她眼角的疤，腿上的伤，以及被骗钱之后痛哭流涕，我才明白，是什么样的事情给了她改变的决心。

“消失的母亲”

在她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那些年，她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那是个冬天，溜达了一天，实在太累。她就在一个大菜市场的边上蹭了个没有号码的犄角旮旯，把那儿当成是自己暂时的摊位。

刚把车子停好准备喘口气，就看到城管大队的人开着一辆蓝白相间的执法车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

跟她一样没有编号的小商贩们顿时就警觉起来，有的骑上三轮车就飞奔，有的是电摩三轮，骑上更是风驰电掣。只有她，推着自己的三轮像个蜗牛踽踽独行。

她不敢跑太快，怕车里的鸭蛋被颠碎，她也不敢跑太慢，怕被城管抓到连三轮车子都被没收。

汽车在后面追，她在前面推，边跑边回头，如莽原上飞奔的狮子和挣扎的羚羊。

由于光顾着后面的追赶和车里的鸭蛋，没注意到前方路口的斜坡，她一个踉跄连人带车栽了下去。

她没敢去顾及被划伤的腿，爬起来就去捡那些散落在路边的鸭蛋。当她抬起头准备继续奔逃的时候，城管们早已经从车里下来站在了她的身后。

她被连人带车带到了城管执法大队的一个小院子里，那其实更像是个仓库，装着那种卷闸门。

城管队长告诉她，让她把车留下，人先回去，隔两天过来处理。

她哪里肯，那一辆车和那一车东西管着她一家人的口粮和消费。

然后她就使劲地抱着车把手不肯松一点劲儿，几个城管大队中的小伙子都拽不走她。实在没办法，城管队长说，你要不走，我们可下班了？

她赖着不走，对方也懒得跟她耗下去，接着便听到了卷闸门被拉下来的声音。

半夜还没等到母亲回家，父亲跑到派出所报了警。等到半夜三四点钟才找到城管大队和相关负责人，交了罚款，把母亲和三轮车带了回来。

父亲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冻得嘴唇已经发紫，蜷缩在三轮车厢里，守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那一晚，我第一次体会到没有妈妈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心情。

在“一块钱仨”的那些年，她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秋老虎”刚刚到来的一个午后，她当时骑着三轮到我们当地最大的服装贸易批发中心去卖鸭蛋。

在市场里，全城的服装都在这里集散，人来人往，热闹非常。

这个时候的母亲，已经开始喜欢这种热闹的地方。

进了市场她就开始吆喝“咸鸭蛋，一块钱仨”，由于是不同的乡音，便引起了很多人注意。

这其间，有一个胖女人招手让她靠过去，问鸭蛋怎么卖？答一块钱仨。

胖女人看到旁边有一筐装着些烂鸭蛋（煮的时候炸裂的，或者是在挑拣的时候碰烂的），便问母亲，这些鸭蛋怎么卖啊？母亲说这样的鸭蛋可以便宜点卖给你，卖你一块钱四个吧。胖女人嗑着瓜子，抬头问我母亲，这种不烂的，一块钱四个卖给我吧。母亲说，那可不行，好的是好的价格，烂的是烂的价格嘛。

话还没落音，那胖女人抬手就把一筐囫囵个的鸭蛋掀翻在地。

然后盯着在地上咕噜噜到处转圈的鸭蛋，问我母亲，这下烂了，可以卖一块钱四个了吧？

胖女人的男人朝母亲吐瓜子皮，边吐边说，外地人在我们这儿混还装什么逼？让你卖你乖乖卖了不就行了吗？

母亲没说话，弯下腰把鸭蛋捡回蛋筐，她咬牙切齿地冲那个胖女人冲了过去。骑在她的身上一顿暴打，这个小个子爆发出来的力量，惊骇到了所有人。

胖女人用指甲去抓这个发了疯的小个子女人，把她的脸上抓地一道道血印。胖女人的男人上来踹她，拽她，她始终都攥着胖女人不撒手，直到薅掉了她一撮头发。

虽然，她眼皮子底下也因此留下了长长的疤。

再后来，她还是会时不时溜达着到那个市场去卖东西，那里几乎所有的人也都知道有个卖鸭蛋的外地娘们，不好惹啊。

母亲还有一样本事，我估计这辈子都比不上她。

家里的生意后来就火起来了，那个小城几乎一半的禽蛋市场都被我父母给拿下了。

而这光辉的成绩背后却有着让人不忍细思的艰辛。

吸取了之前城管扣车抓人的经验，爸妈在当地的农贸市场上以每年五千块钱的价格买了一个固定摊位。

由于来这个市场买菜的大部分都是乡下小卖部和酒楼进城进货的居多。他们大都半夜三更就从家里出发，赶最早的一班早市，这样可以挑最新鲜的食品买回去，回到家之后还不会耽误一天的生意。

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要求下，母亲打摊位支好的那一天起，就雷打不动地开始坚持早起。她需要比那些来进货赶早市的还要早，要提前分门别类地帮主顾们打包好货物。

风雨无阻，一年四季都没有休息日。

夏天是凌晨三点便要到达，冬天则可以比夏天的凌晨晚半个小时。这样的坚持，母亲一做就是17个年头，每天如此。

我寒暑假有的时候会跟着一起去市场，我会在摊位旁边打个盹。她在摊子旁边打包货品，我会被父亲骂醒，然后帮忙看着摊子。他们俩无论雨里雪里，还是烈日狂风，脚后跟打着屁股跑，竭尽所能地去打捞生存，那个时候的母亲，整个人始终都热气腾腾。

由于摊位是露天的，她经常会带着一套保护鸭蛋的装备。遮阳伞、雨棚布、苍蝇拍等等。

除了对待儿子和鸭蛋，我没曾见过她对任何事情如此用心。她用精心腌制的鸭蛋换来赖以生存的资本和整个家庭的上升，她用乳汁和透支身体换来的财富哺育培养自己的一双儿女。

母亲节至，容我随个俗，我想跟这个养我成人，为我操心，给我娶媳妇，为我买房子，给我带孩子的女人说一声：

平安康健，节日快乐，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