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康明章弟兄几个跟着老父亲流浪中，曾在一个叫刘家营子的村子住了一年多天气。他们借住的人家姓刘，是个薄有资产的地主。刘家掌柜的是一名在县里颇有影响的教书先生。他在自家的村子里，办着一所私塾，专门延聘了一位老师，给娃娃们上课。
有一回，这位刘先生回家，看见康家的两弟兄在受苦之余，闲着没事，便与康喜义说：
“都是点好娃娃，让他们乘年轻时，多少学点文化吧，将来不要当睁眼瞎了。”
康喜义感动又为难，当面哭了一顿穷，引得刘先生同情，答应只要康家兄弟想去听课，自管去，他不会收钱的。就这样，康明章和老四康明堂，有缘成了那间私塾的旁听生。这一点，把成婚不久，还没有娃娃的李贵花，直眼红了多久。私下里，她跟丈夫说：
“这么好的事情，你跟那个刘先生说一说，我也想去学呢，行不？”
为这，康明章为难多日，无奈之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只要听课回来，学会几个字，背地里再悄悄地教给自己的婆姨。两口子从中享受到了一种难得的情趣。
听了几回课回来，康明章在沙地上，写出了自己和婆姨的名字。两人看着弯弯绕绕的六个字，脸红了半天，谁都没说话。见有个拦羊娃娃过来，他们赶紧把地上的两个名字给抹掉了。几个字却从此印在李贵花的脑海里，睁眼闭眼，只要一想，就会自己崩出来。
“唉哟，我才知道了。那些字，只要认会了，就印在人的脑子里了，你想忘都忘不掉。还有人的名字，就跟魂灵儿一样，只要一想，它就会跑出来。唉哟，那些个弯弯绕的字，真是个怪事情。”
一度，康喜义就想在那个刘家营子住下来。可能是命运的安排，那位好心的刘先生，传言他入了共产党，不久便被人枪杀在了村口。当地人心慌慌，康喜义一家也不敢住了，开始了新的流浪生涯。
全国解放后，人到中年的李贵花，膝下已经是一堆的儿女。他们分别是：康全功，康秀贤，康秀芳，康全丰，康秀文，康秀荣，康秀莲。七兄妹一个比一个大不了两岁，中间可为之一笑的是，李贵花在生最后一个娃时，与大儿媳妇生孙子，前后相差不过十来天时间。
老四康明堂在咸阳工作中间，回吴起走过一回。他眼见三哥家儿女多，累手大，临行，他想把三哥家的二儿康全丰，从山沟沟里带出去，由自己供着念书。这有点像宗德旺拉扯了老三宗德龙一样。康明章和娃娃都高兴，李贵花却是咋也舍不得：
“我自己的娃，让他跑那么远，让人咋能放心呢！到时候我想见一面都难。何苦呢，受苦受累怕啥呢，起码一家人在一块，能过个团团圆圆的日子。再说，他跟全功就弟兄两个，分开来连个照应都没有。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李贵花说着就哭了，搞得康明堂挺为难。康明章大事上不糊涂，知道这是自家娃的一个机会，坚持让走。儿子康全丰只有十三岁，知道这个消息后，虽然年关临近，哭着磨着坚决要走。李贵花气得骂了大人骂娃娃，最后拗不过，只好放行。
儿子出门前的那一晚上，李贵花直做了半夜的针线活。她手脚快，赶着给儿子缝了一身衣裳，纳出两双布鞋。鸡快叫的时候，困累袭来，李贵花擎着油灯端详炕头前熟睡的儿子，一肚子的话说不成，就干脆在边上睡下，搂着就要离娘的儿子，泪水把荞麦枕头湿得跟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康全丰跟了四大康明堂，先在咸阳上学，后成家立业，当过一个时期的西北国棉二厂的团支部书记，在代理厂长的位子上干了一年多，后被调到西北轻工业大学，当了多年校长后退休。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命运相同的人一样，他们都落生在洛河源，一生的命运却是在远方绽放。
高级合作社期间，有一天，杨青村口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公家人，正聚在村口耍着的娃娃们发现了，惊奇的围了上去。大人们听到动静，都走出来站在各家崄畔上看。公家人进了村子，人们才发现，其中有一位高个子女人，样子生得俊俏，落落大方地跟几个婆姨女子打招呼：
“杨青的乡亲们，大家不要怕。我们是新政府派来的下乡干部，来教大家读书识字的。”
李贵花夹在人群中，听口音，看长相，觉得那个女人咋看咋像当年的那位医生，大着胆子挤到跟前细看，发现不是，不免有点失望。但关于读书识字的话，让她尘封的愿望一下子激活了。
进村的几位下乡干部，被宗维岳安排在村子里住下后，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他们组织一群年轻人，把庄东头山坡下三孔长年没人住的土窑收拾出来，当了夜校。窑前的园子，被修整后成了村人们活动的一处公共地方。这也成了杨青村部的前身所在地。至于上课的桌凳、黑板、书本、粉笔，因为有羊圈窑冬学的经验，村里人多力量大，很快就东拼西凑，解决得像模像样了。
李贵花是庄子里妇女中第一个带头报名的。报了名后，她才想起没跟老伴商量一下，又想到自己的年龄，这才觉见做得又有点急了。但她又想，过去想学文化，老人不让，也没条件上，现在人家政府白让念书识字，而且男女不限，这种好事，不报名不是傻了！李贵花回家后把自己报名的事跟丈夫说了。康明章倒没什么意见，只是心疼婆姨说：
“地里干一天活，那么累了，你不怕累，想学学去。我不反对。”
丈夫的一句话，让李贵花乱糟糟的心一下子踏实了。只是第一天参加夜校回来，她心里又打开了退堂鼓。原因是一窑洞的年轻人中，男多女少，就自己一个中年妇女，感觉让人臊得慌。晚上，李贵花又把这个困扰跟康明章说了。
“你呀，做事就一阵风。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不行就先回来，等过两天，看人家夜校咋安排呢。”康明章历来处理问题，都是退一步天地宽。“我听说，人家工作组下一步，要村子里除老年人外，都得去扫盲呢。”
“那不行，误下的课咋办？”李贵花快言快语。“要不从明天开始，你跟我一块去学吧。”
康明章陪了婆姨上夜校，两人同去同归，这成了村子里一大笑话。对这档子夫妻学文化的新事物，最上嘴的是那些个上年岁的老人们，男的端着旱烟锅子，女的抱着小孙子，蹲在老土墙前晒太阳，互相咬嚼村里发生的大事小事。话让李贵花的三女儿给家里传了回去。
“妈，咱们村报名上夜校的人中，数你年龄大呢。拴子他爷爷，笑话你又神得不行了。”
“谁爱笑话谁笑话去，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李贵花没好气地说。“那老汉，笑话了一辈子人，自己都快成笑话了。”
一段时间后，村子里上夜校的中年人越来越多，李贵花自然成为了积极分子，还被选上了班干部。当了班干部的她，也就更加积极了，每天来得早走得迟，对关门上锁的事常操着一份心。然而好事多磨，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却让她受了一次不应有的伤害。
当年，洛河源老百姓点灯用的油，除了老麻子油、小麻油、黄盖油、菜子油等植物油外，再就是猪油了。这些油在生活中都缺，夜校用灯油，就只好让一些人家三天一轮来维持。那天，李贵花背上背着刚一岁的碎女子，手里端了半碗猪油，早早来到夜校。当时天还没黑，她把猪油碗放在一边的窗台上，腾出手用钥匙开窑门，回首发现油碗没了，眼角瞥见有条狗在墙角处一闪。
李贵花把娃娃往院子里一放，提了一根棍子，一直追到夜校边上邻居家的狗窝。但还是晚了一步，当她看见那只狗正用舌头舔着空碗，气急之下，跑过去一边骂一边举棍就打。
“就一点点猪油，我家里做饭都舍不得吃，让你吃了。你给我吐出来，吐出来。看我不打死你。”
狗自知理短，开始还躲躲闪闪，后来在自家窝前反而凶了起来，呲牙咧嘴，咬住打来的棍子不放，爪子把那个油碗碰得在院子里乱滚。李贵花看见墙角处有一个扁担，就放开了手里的棍子。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在她拿扁担的空档，那狗往上一扑，冲着摔倒在地的李贵花胳膊和腿咬了好几口。
那一次狗咬，让李贵花身上留下几处伤口，也留下了老年人所说的疯狗病的后怕。这也是她老人家学习文化所付出的一次血的代价。只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农村妇女，膝下娃娃一大堆，学文识字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了。但康明章不同，他分段积累下的那点文化水平，后来还用上了。
宗维岳下牢又“下野”之后，正值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转型阶段，上面出台了许多激进的政策，下面一时还无所适从，特别是社员的认识一下子还跟不上趟。成立人民公社后，宗维岳的社长一职，被上面派下来的一个人接任，杨青大队支书一职，在众望所归之下，落在了老党员康明章身上。
说康明章众望所归，表现在对他的任命几乎是全票通过。在新班子会议上，面对着窑洞中羊肚手巾包头，老山羊皮袄裹身，一人一杆旱烟枪的乡亲，一向不善言谈的他，手里拿着一本红皮毛选，有点结巴地先念过一段语录，才郑重地说：
“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们这个班子，我们大家就要把头带好，把担子挑好，把咱们大队的农业搞上去。这是毛主席叫咱们干的事，没说的，咱们就是拼了命干吧，紧紧盯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的革命路线朝前走……”
在杨青村子里，康明章最佩服的人便是宗维岳，两个人也最能啦在一起。康明章的许多见识，都来源于宗维岳的引导。他当了大队支书后，工作上主要还是集中社员，继续寻找合适的山头，修建更多的梯田，种植更多的树木，同时完成两处前任留下的半截子水利工程。
刚刚进入人民公社时，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村子里的年轻人自发组织出几个团体，在劳动中互相比赛，大家在受苦的同时，昂扬着一种战天斗地快乐向上的精神。李贵花把两条辫子往劳动帽子里一装，跟着当时的省级劳模王秀兰，组成了妇女积极分子队伍。为了争荣誉，她们处处不甘落后，像男人一样，挖梯田，刨荒地，从山沟里往后滩的水坝工地上背石头。一天又一天下来，人们的后背都被磨出了老肉，十指和手掌硬得像木柴一样。
由于宗维岳和康明章两人在认识上一样，几年下来，在原来造林的基础上，杨青的山山水水面貌大变了样。县上常有参观的人下来，康明章陪着，从张沟梁到小梁峁，再到下斜岭，一路看下去，梯田上的庄稼层层叠叠，一坡坡树林，一片片果树园子，还有那几处水坝，蓄出了一湾又一湾的山泉水，把这一切倒映出来，看上去跟一幅画一样，让人们赞不绝口。康明章如数家珍一样向大家介绍说：
“这些林子，还有这些果树，在合作社的时候，老社长宗维岳就领着我们开始植了。那个时候，人少力量小，但有了规划，走开了第一步，就有了第二步，第三步。这几处石坝，修成后被山水推了两次，有一回，我们还在坝上，看见山水下来，社员们怕老先人苦白受，就一起下到水里护坝。结果，水太大，把坝和人都给冲下去了，有几个社员还受了伤。后来，我们又把石头捞上来，加固成现在的样子。将来，我们要在每一道沟里，都打一个坝，淤出地种庄稼，留住水养山头……”
康明章对杨青村抱着美好的愿望，而现实是艰苦和残酷的。像全国各地一样，刚刚有了成绩的人民公社，没几年就开始出现了浮夸和冒进。表现在劳动中，就是不合时宜和许多好大喜功的农活安排，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品性实在的康明章思想跟不上趟，不久就退位让了贤。
下岗后的康明章，在村子里当了一个多月的一般社员，被县上合作联社招去，当了营业员。不久，又派他到金佛坪当了社主任。这一切得益于他的革命功劳，也得益于早年学下的那点文化知识和会算账的本事。其中打算盘一项，还是宗维岳在夜校里给大家教会的。
丈夫不在大队领导的位上了，李贵花却当上了村里的妇女队长，她的直性子脾气，没多久就给自己惹了祸。祸不大，原因是上面下来的工作组，因为胡乱安排队里的社员劳动。李贵花没别人的那种涵养，她竹筒倒豆子一样，跟工作组组长嚷了一架。本来是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却被扣了一顶反对人民公社化的大帽子，妇女队长的职也被撤了。李贵花不服，找到大队领导去说理。这一下小事变大，社领导要把她关禁闭改造。
“禁闭”是当地的方言，实指一种类似于后来的改造所一样的地方，犯错误的人进去了，被民兵看守，行动不自由，还得受苦，接受思想改造。李贵花痛快的跟领导嚷了一通后，二话没说，回家背了吃奶的碎女子，自己去公社的禁闭室报到。那次禁闭原说的是十五天，后来康明章从县上回来，跟大队领导说了个情，才改成了五天。
那个年代，对于坐过禁闭，有的是一种耻辱，有的又是一种光荣，关键看你犯了什么事。李贵花的“错误”本身没错，所以她错得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回来后，成了一般社员的她，没觉得自己丢了啥人，村里好些老农私底下，还对她表示支持。
大跃进那几年，李贵花和社员们一起，白天在山上大修梯田，晚上还要学习毛选，不时挑灯搞夜战。她的精神面貌很好，浑身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再晚再累，丢个盹，睡一觉就又恢复起来。
总的来说，作为一名妇女积极分子，李贵花对人民公社那种欣欣向上，又不免带些形式主义的大集体生活还是挺适应的。
然而，在一次打土坝夜战的工地上，正当人们干得忘乎所以的时候，挖成了立崖的黄士松动开来，不停地往下落土。在崖下忙活的是五六个妇女，李贵花也是其中之一。她当时正好歇住手，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抬头看见土崖抖着往下蠕动。由于劳累，人的反应明显慢了，她先是愣了一下，跟着反应过来，一把推开了身边的两个姑嫂，喊了一声：
“不好了，快跑。崖要塌了！”
土崖先是“嗡”的一声，跟着呼隆隆落下，把李贵花的喊声全淹没了。被她推开的两个人由于位置靠外，被塌下的崖土给推到了十几米远，剩下的几个人全被埋得没了踪影。坝上打夯的男社员，在朦胧的油汽灯光下，像一群泥猴子一样，喊叫着冲进了腾升的土尘，没命的往出救人。
塌滑下来的黄土太厚了，李贵花被挖出时，鼻口鲜血直流，早不省人事了，不过还有着一口微弱的呼吸。她被连夜用担架送到了县城医院。另两位妇女就没那么幸运，前后时间挖出来，人都已经气绝身亡了。
康明章得了消息，从金佛坪连夜赶到卫生院，看见正在抢救中的婆姨浑身泥土，脸上没一点血色。那一刻，他男子汉的双腿软得跟抽了筋一样，一屁股瘫倒在了地上。
也许是老天爷有眼，抢救了两天两夜，李贵花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据说，在婆姨没睁眼以前，康明章一直守在病床前，眼没合过一次，水没喝过一口。他常拉住老伴的手，嘴里叨叨着不知说些什么。对来医院看望和安慰的村里人，他说：
“娃他妈跟我受了一辈子苦，这还没享儿女的福呢，就遭了这么一场大难。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就活不成了。”
经历了那场生死之劫，让一直硬朗的李贵花身体垮了。由于肺里吸入了黄土，导致她时不时的呼吸困难，县上医院诊断说是肺气肿的毛病，其实完全是那场灾祸留下的后遗症。
——部分内容据康秀荣回忆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