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云海
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自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几代仁人志士的推动下，开始了中国近代转型的进程。一百多年间，经历了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废除科举制度、对外通商、民初军阀混战等等重大历史事件，转型之路可谓艰难曲折。时至今日，当今的世界又来到了一个转型的关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从近代转型中汲取经验教训，就成了一个有益的探索。中国的近代转型由此成为了学者们热衷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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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传统制约的角度来审视近代转型中的诸多历史事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著名学者杨天宏教授的《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一书，就是从“近代”与“传统”关系的角度，论述中国近代转型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了很多独到而有说服力的见解。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传统”就是阻碍改革创新的顽固派，属于应该被摒弃的旧事物。杨天宏则发现，在近代中国，保守派为了抵制社会变革，洋务派为了推进革新，都会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引经据典，到传统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倭仁反对学习西方的天文、算学，就援引儒学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另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引进西方制造技术，则以《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理论依据。
传统文化能够同时为革新与保守人士援引、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的这一事实，揭示出它所具有的两重性。所以，杨天宏指出，“传统制约”并不是对近代化进程单纯的消极阻碍，而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所谓“近代转型”，应该是工业化时代中国自身传统的调适，而不是将西方近代事物移植到中国来取代传统的此消彼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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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19篇文章共编排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题为“近代初期的补苴改良与传统制约”，围绕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洋务运动改良派代表人物，论述他们的革新及其与清廷的关系。杨天宏指出，满族亲贵竭力反对变法的原因，在于普遍存在仇视汉人的心理，所谓“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语出满人军机大臣刚毅），就道出了守旧派的这种心事。这种仇视心理促使满汉矛盾不断发展，从曾国藩时代，到李鸿章时代，到袁世凯时代，愈演愈烈，终至决裂，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政治思想的转型与制度变革的艰难实践”，讨论了近代军阀“黩武主义”以及梁启超、宋教仁、孙中山、胡适等人的政治思想与政制变革实践。书中指出，《临时约法》之所以被袁世凯等军阀撕毁，固然有军阀跋扈破坏的原因，而《临时约法》在政体规划上的缺陷，也是它遭受非议以致最终被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缺陷主要体现在设置“同意权”方面，“对总统、各部和参议院的权力都规定得很不明确”，导致了日后经常产生争议，北洋时期的府院之争就是这种缺陷的后果。对此，文中有详细的分析。
“限制通商与欲罢不能的开放政策”和“中西文化冲突与反教政治运动”两部分，则分别从经济和文化领域，讨论了存在于近代社会变革领域的“传统制约”。四大部分19篇文集覆盖了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近代转型的各个领域，学科跨度大，史料信手拈来，足见作者学力的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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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书中收录的19篇论文写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其中很多的观点在今天读来，依然不乏见地。
举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在讨论甲午海战时，世人多认同李鸿章兵败甲午，海防经费严重不足是重要原因，并把根源指向大清朝拮据的财政状况，或者归咎于统治者的腐败。然而，杨天宏援引学者的观点指出，清政府没有能力每年为海防筹集500万两经费是假，不愿意拨巨款发展海防事业才是真，而不愿意的原因是，传统的重塞防轻海防的国防战略作祟其间。李鸿章办洋务，在军事上的全部努力，就是想将国防战备的重心调整为加强海防，但是，在清朝统治层的国防战略思想中，“塞防”比“海防”更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也更有市场，又岂是李鸿章凭借个人绵薄之力所能改变呢？
在讨论近代军阀政治兴衰时，学者基于曾国藩创办湘军，导致“兵为将有”，常将曾国藩视为近代军阀政治的始作俑者。杨天宏则不以为然，认为军队的归属以及军人是否干政才是判别军阀政治的关键。按此标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完全有实力拥兵自重，但他却采取了军事上自抑的做法，将麾下12万湘军除了酌留数营作为亲兵外，悉数“遣撤回籍”。此举除了谋求自全以外，明显还有为国家政治谋求长远的考虑，试图避免出现类似军阀割据的局面。清末新政各省编练新军，才导致了近代军阀政治的兴起。而科举制度在没有找到维系文官统治政治功能替代物的情况下被废除，则为军人参与政治，执掌大权大开方便之门。
杨天宏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史学功底，在书中通过丰富的史料和客观的分析，带领我们重新认知和解析近代转型的各个方面，从而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当局者的决策动机与局限，进而体会近代与传统之间的相互交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