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国维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而言，是一座高峰。后人谈及其学问，没有不俯首赞叹的。鲁迅在评价王国维的治学时，曾深深被其精深的学识所折服，叹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一生，很少这样评价过那一位国学大师，这便足以证明王国维在现代学人心目中的位置。
王国维生前，曾手定出版了多种著作（包括译著），其中有《静庵文集》、《法学通讨》、《宋元戏曲考》、《辩学》、《人间词话》、《观堂内外杂文》、《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观堂集林》、《经学概论讲仪》、《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等。其涉猎之广，力度之深，令后人惊叹不已。他以学术为性命，浸淫于几千年的史籍之中，毅力超人，胆识宏大，又参之以西洋哲学，一扫清儒“只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沉闷之气，使国学在他那里放了光辉。
这些学术多有开创意义，是生命与智慧的结晶。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说，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并认为“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这都不是过誉之词。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正当王国维学术处于颠峰状态时，他却投昆明湖自杀，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文化之迷。有人说，他是被人逼迫致死；有人则觉得，乃是殉道于清帝国而绝命。众说之中，唯陈寅恪所言最为中肯，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盛；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个说法在见识上确高于他人，是看到了王国维悲剧命运的根本所在。王国维的辉煌与陨落，是近代文化重要的分水岭。自此以后，国学式微，而新文化日新月异。封建帝制下之文化使者的悲欢荣辱，在王国维身上，体现得丰沛淋漓。
二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王国维诞生于浙江海宁州城。初名国祯，取名静庵，号观堂。他七岁入私塾读书，十六岁入“州学”，二十二岁去上海，先在《时务报》任职员，后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英文。此间他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对西方诸国的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发生了兴趣。那时戊戌政变已经爆发，西学在上海已成长足发展之势。他在这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对西学和汉学开始有了较为独立的思想意识。不久他又在罗振玉的支助下，赴日本留学。由于他先天体弱，又不谙所学物理、数学，不久便又回到国内。他先后到南通、苏州等地教书，后来又替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他这一时期写的诗文，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影响，情绪多低回悲哀之调，《人间词》中所书写己身感伤之音不绝于耳。在二十六岁左右，他忽然对哲学发生了兴趣，但并不像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那样，把哲学看成解救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而是将其当成人生哲学看。他在自述中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则决定从事于哲学。”他特别看重康德的知识论、叔本华的意志说、尼采的超人意识。在王国维那儿，这些哲人的人生情怀，更多的是具有益志移情的作用。他对这些人的接受，是以纯学理和情趣为出发点的，没有多少社会功利主义。可以说，他是近代最深味康德哲学的人，这对他后来的治学影响很大，其思维空间不同于别人，大概是受康德启发的缘故。康德告诉他知识论、先验认知的形式问题，叔本华和尼采则使他懂得了人性的意义。在理性和情感诸层面，他都受到了西方哲学家的影响。在西学东渐之中，他未将此种学说，与反省中国国民性和文化批判联系起来，反而用于汉文化建没。他到日本时，面对日益高涨的排满情绪，却生出无数的怨恨和不解之情。像章太炎、黄侃这一类学问家，在日本是积极参予反清活动的，而王氏却被在日本的留学生的义举所吓坏，叹道：“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从其学术活动的一开始，他就有别于同盟会、光复会诸人，属于“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他后来依附清帝国，成为逊帝溥仪的遗民，是有其精神基础的。
但王国维不属于职业哲学家，他一生对学问，常随兴趣转移而转移。搞了一段哲学后，又觉文学在情趣上比哲学浓厚，故又钟情于诗词戏曲，后来对甲骨文、史学产生兴趣，又移情于故纸堆中，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由哲学而文学而史学，他在方方面面均有建树，他的智慧便驻足于这种时空的转移之间。其中《人间词话》、《曲录》、《宋元戏曲史》、《宋代金文著录表》、《观堂集林》等，均可谓体大思精，称得上皇皇巨制。
三
王国维的著作多为精英文本，那些关于甲骨文和蒙古文化之类的考据文章，后人很少有问津者，但他的不朽价值，却留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文字里。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赞扬他说：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先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祥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及《鬼方、昆吾、俨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立旧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几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元朝秘史之主因赤尔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固然有异同，所用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经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学术界重要之产物也。
陈寅恪一生，很少这样高度赞佩过别人，独对王国维这样推崇，这不仅是学理上的原因，也有人格与心灵上的某种呼应。王国维在学问上的超拔，多是他的文化境界使然。我们在读他的书所以还那么敬佩不已，其认知方式的不俗，大概是不能排除的一个因素。中国的学问经过顾炎武、戴震、程瑶田、钱大昕、汪中、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又经过章太炎、王国维而得到更新的发展。王国维的贡献在于，他世承了旧学优秀传统，又参之于西洋实证哲学，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学科知识，论证一种问题。把孤立的事物，丰富化和多维化地加以研究，既有分类，又有综合，既有考据，又有玄想。看王国维的文章，真是笼天地于一体，览古今于一瞬。不走偏激之路，不故作惊人之态，复杂的历史之网与文化之网，在他的笔下被简化和本质化了。
四
王国维最广为流传的著作，且名气最大者，是《人间词话》。他的人生情趣和艺术哲学，差不多都驻足在《人间词话》之中，那天才的语性、深刻的哲理，对后来文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诗话与词话，在唐宋以后大兴，出了众多的理论高手。《诗式》、《诗品》、《沧浪诗话》等，是中国古人议论诗词的妙文。旧文化传统中，对艺术的解释多有禅味，以理性直觉参禅悟道，那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灵性。这在域外诸国是很少见到的。古人用“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典雅”、“洗练”、“清奇”、“豪放”、“超逸”等概念描述艺术的形态和境界，可说是找到了东方人特有的让知范畴。唐宋以来的批评家在此领域的贡献，可以说是人卓著的。但到了清代，众学人每每论诗，似乎总摆脱不了古人的影子，好像已难翻出新意了。所以看袁枚、纪晓岚等人关于诗的论述，至多只是看到一点奇语，但在理性的深度上，难以超出古人，故文辞也显得老朽。那是已熟透了的文明，要在此中翻出新调来，恐已很难了。
王国维的出现，使文人的艺术理论终于有了新的变化，开始有了不同于古人看问题的视角。因为有康德、叔本华诸西哲精神做支柱，加之优良的体悟、精湛的国学功底，于是词话在他手中便有了丰富和发展。
《人间词话》在一九O九年完成，最先发表于《国粹学报》四十七至五十期。写作《人间词话》，王国维正值三十岁左右年纪，精力旺盛，文采斐然，且行文透出深厚、老到的韵致。文章简练，通达，多旷世奇音，令同代学人惊异。旧诗词至晚清，已入衰境，而独王国维以哲人的目光和诗人的悟性，在诗风日衰的近代，对旧文艺发出了深切的心灵呼应，且道前人未道之言，梳理了诗词的历史，在理性境界上别开一面，其大家风范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
王国维对词的感触、咀嚼很深，可以说入乎其内。但又跳将出来，以别样的目光反观词林，便有了洋洋大观的气势。《人间词话》最高明的地方，是把西洋哲学融化于东方文化的情韵里，其言辞流动着东西方理论深切的东西。如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之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分，隔与不隔之分，写境与造境之分，诗人之境与常人之境之分，都切中要理。前人虽对诗词早有精妙的评说，但往往评得朦朦胧胧，不明晰。但王氏却一语道破，读了让人幡然醒悟，觉得所言极是。例如对有我之境和元我之境的分析，王国维从人的主体角度，多方位审视作品，这便自然而然地生出新的思想来。他试图从多维的时空，用正反两个方位，来论述词的艺术，可以说是二分法的巧妙应用。二分法的存在，在他那里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他发现了中国艺术之中某些互为影响的因素，也看到了构成优秀作品的重要心理机制。这一点很不简单，《人间词话》的闪光之处，便呈现在这里。
他品评古人，只言片语间，便把特征画出，且道出内在的隐秘，有指点风流的巨匠之风。因为知道二分法的妙处，在认知的层面里灌注有形而上学的内核，所以文章洒脱隽永，奇语连篇。王氏既注意文学的外部规律，又看重其内在的规范，不像旧词话家那样单一。他谈唐诗宋词的盛衰时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健也。”谈文体兴替的规律时又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俗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出新意故循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王氏的论说，洋洋大气，可说一语道破天机，对文学的流变根源多有体悟。而在对词人的内在禀赋的把握上，也多有新奇的发现，阐述之新，令人刮目。如对词人的宇宙观的认识：“诗人对宇笛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虽片言只语，但点明内蕴，道前人所未道，深意在焉。旧词话在他的手中，变得更为厚重了。
王国维是一个深谙词的内在规范的人。他写优秀词人的评论，重于神，轻于貌，取其质，弃其形。他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这见解是很中肯的，他因此而特别提出了“境界”说。好的作品，所以沁人心脾，不在于辞采，不在于调式，而在于内在的韵致，即所谓“境界”。“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调”。“境界”是什么？王国维没有细细点明，但看他对超乎象外，又尽得其中的词的赏识，便可知其美学思想很有点禅的味道。他喜欢陶渊明、李白、李煜、苏东坡，所言多切中根本，看到了艺术之美在于人的心性之美这个道理。这就排斥了事功，排斥了理性主义，而带上了唯美的色彩。旧时文人品评诗词，多用气韵、风骨等字眼，而王氏独以“境界”二字喻之，是有其深意的。他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耳目，不若鄙人指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他从历代词人的优劣中，悟出了心性自然和修练之功的意义。不管是大境界还是小境界，只要把人的精神自然而优雅地点染出来，便属佳品。旧的词已汗牛充栋，但其内在特征，人们还很少以理性之尺思忖过。王氏在大量实例基础上，以哲人目光审视诸物，其文字常生出巍然大气。如引用尼采学说，云：“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把李后主的价值，看成血写成的，所言颇有新意。王氏看到了艺术乃人的精神深层文化隐喻，他从悲剧人生的角度看艺术，深味作品的境界与人生无奈间的关系，对感伤的词句犹为赞佩。这当他的哲学观多有联系。他斥责假情假义的文学，主张信灵与真的文艺，都是有分量的文字。《人间词话》道出了词之优劣的根源，其所言为读书悟道之语，品评细致，言理简洁不是深解艺术情趣者，是难以为之的。
王氏写词的规律，其实乃人生自由意志的另一种表达而已。他强调主客观的统一，也注意到了自然无伪的自由境地。他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不矫揉妆之态。以其所见者深，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王氏看重阔大的情思，秀美的境界，既喜旷达之词，又爱优美之文，艺术风格不是于一尊，只要自由无伪天然成趣，均引为可赞可赏之作。看《人间词话》便可觉出，他是个真性情的人物。文章疏雅散淡，如僧人妙语，尺幅之间，多变幻之气象。以近代人之目光审视客体，从容自若，风范不俗，确是人间难得的文字。但因为受传统诗话影响颇重，有些表达并不清晰，也有“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弊，用古文来写词话，终不免以词论词，以境喻境，在逻辑上缺少了确切性，由于有些概念的不规范，有时也犯了含糊之病。如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划分，界定的并不严格，因而也就使说服力打了折扣。但他极高的悟性，对艺术的把握，以及文字的句句真诚，像他的人一样，率性而出，足见多年来人们喜爱《人间词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