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作者理查德·塞勒·林研究领域涉及新技术的社会影响，尤其是移动传播领域，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让人们对随时随地的交流习以为常。
为什么亲友的手机未能接通时人们会感到不安或愤怒？如何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人们对手机的“无法割舍”？这种习以为常对社会个体、家庭和组织生活以及社会结构而言有着怎样的意涵？理查德的这部著作《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一.手机的滥用——社会交往边界意识的重塑
手机在赋予我们安全感的同时，另一种观念也应运而生，即手机帮助我们管理日常生活的变动。它让我们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控制感。手机已成为同时应对家庭、工作和社交等诸多情形的常用工具。我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想法：我们需要随时携带手机，没有手机我们可能会遗漏一些事情。
随着我们意识到手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普及，没有手机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应对可能同时出现的若干需求。 手机变得像钱包或钥匙一样，我们需要将其随身携带。如果忘了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就不再是社会的完全参与者之一。
有手机的时候，你就无法有自己的空间
手机也给人带来了压力。即便我们不想被打扰，一旦有了手机，其他人还是能打电话给我们。1995年的访谈中，一位女性受访者卡琳说：
“从一定程度而言，你从来都是不自由的。如果你有工作，而工作则需要手机。有时我想把手机关掉，但它关系到工作。他（她丈夫）觉得需要开着手机。所以你要么自由，要么就不自由。复活节期间，我们常常一天接25到30个电话。然后你就开始想，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度假。当然，我们俩都有手机，这也带来一些不好的地方。当然，那是他负责任的方式。但除此之外，我还是对手机抱着积极态度。因为我们父母年纪大了，如果没有手机他们就联系不到我们，我们就不能远行。因此，我觉得好坏之处都有。我们不能没有手机。我们自1982年或1983年就开始使用手机了。我们要么滥用了它，要么就被它毁了，这一点很难说清楚。”
卡琳的话强调了手机在使人们保持联系的同时也带来压力。她认为有了手机就很难放松，不容易从工作中脱离出来。早期的一些手机用户只在想打电话的时候才开机，从而以减少压力。
手机的广泛扩散意味着彼此联系的门槛已经大幅度降低了。虽然来电者的身份显示意味着我们可以屏蔽部分不必要的电话，但人们又越来越期望通过手机联系到我们。
对青少年而言，这意味着父母可以打电话提醒事务的安排，这可能会干涉他们的社会交往。一位叫布莱克的少女在美国受访时说：
“（有了手机）最糟糕的事情是你不想联系妈妈，但是妈妈总是会联系你。你想要自己的空间，但是当你有手机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空间。”
二.手机的驯化——移动传播技术的社会建构功能
“驯化”（domestication）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人们通过改变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对动植物行为及其生长规律进行人为控制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概念被英国学者罗杰·斯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等人引入社会学领域，他们用“驯化”来隐喻一种技术产品从商品市场进入家庭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其后，理查德·林等学者开始将这一概念用于移动传播研究。
理查德·林主要将“驯化”用于对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电视、录像机以及手机等信息传播技术的研究。他建议学者们在考察人们对手机的使用时，把外部压力考虑在内，这为如何“更好地理解技术采纳与个人决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驯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们始终处于调整这类认识的角色和地位的过程中，同时期待他人也有着相同的敏感性。对于手机而言，这体现在手机不仅是一种服务于自我利益的工具，也是一种服务于社会化（sociation）的设备。理查德·林认为，这一系列规则的存在凸显了手机的社会本质。
在研究“驯化”问题的基础上，理查德·林进一步思考了为什么必须考察移动传播技术对生活的“嵌入”。从表面上看，移动传播的社会嵌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日渐“主宰”着人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协作。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更加依赖通过手机获取信息。但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许多技术经过采纳和使用，早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产生根本影响。为了研究这一问题，理查德·林先后考察了作为中介技术的汽车、钟表和手机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系统，而且已成为社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都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理查德·林认为，当一种技术或创新扩散到绝大多数人，变为每个人都期待拥有的事物时，情况会如何发展；当技术推动社会交往时，采纳又将如何发挥作用；当技术完全嵌入社会后，是如何演化为一种制度化的“惯习”。在这里，理查德·林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将手机视为一种能够进行社会建构的媒介技术，认为它“从社会语境化的机械系统演变成为社会嵌入结构”。
总而言之，理查德·林对手机使用的反思，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移动传播技术，也提示我们跳出单一具体媒介技术的限制，在相对较长的历史变迁中审视移动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在研究“移动传播的社会嵌入”时，他综合运用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搜集的各类资料，以讨论移动传播如何嵌入社会，同时还分析了欧美国家拥有和使用移动传播技术的相关数据及其最新研究成果等。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的研究视角，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技术高度融合的特点，对于传播学研究转向探寻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理查德·林的移动传播研究采纳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视角”，存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移动传播技术发展状况重视不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