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就是旧时的私塾先生,说得更“新潮”些,就是往日民办教育机构里的老师。塾师是是旧时教育体系中执掌教鞭者之一,在整个教育体系的师资队伍里,应该算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里,教育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且一向是官办、民办并存的。《礼记·学记》载:“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意思大约是,百姓人家子弟教育,通过私塾的形式,乡党的教育机构,叫做“庠”,某类专业教育机构,称之为“序”,国立办学机构才有资格称为“学”。《汉书·儒林传》就说得更明白些了:“闻三代之道,乡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当然,这主要指是远在几千年之前的夏、商、周时代,就有官办的学校教育了。夏商时代,文字记载还不是很发达,西周时代,相关的文字记载就比较明确了:那时官办的学校教育分成国学和乡学两种,具体而言,设在王郡的诸侯国都城内的学校叫国学,那时专供贵族子弟进去学习的,大致可以理解成贵族学校罢。与之对应的是个地方设立的乡学,乡学也是供地方贵族子弟学习的场所,非小民百姓子弟可以进去的。当然,那时节,国学、乡学里的教授内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复杂,多以传授宗教祭祀和作战技能经验之类为主。因为,那时王侯重视天命祥瑞,且诸侯间征战连连,以培养祭祀人才和战争人才为主,也算是定向培养,很有针对性的。隋唐以来,朝廷对官学加强了管理,设立专门管理官学的机构“国子监”,学习内容也相应丰富多了,除重视为科举选拔官吏人才的经学之外,还开设一些诸如书学、算学、律学、医学之类很实用的科目。
与官学并存的,是大量存在的私学。当然,旧时的私学亦即民间办学机构,多没有官学那般的条件和规模,办学方式也相对灵活得多。有塾师自己在家里收徒办学的,有乡党集资在某处香火不甚旺的庙观里办学的,有宗祠族长牵头集资,族长拿大头,族人出些散碎银子,请个塾师,以宗祠为学校课堂,以族人子弟为教育对象办学的。至于都市里,私塾多半以商会、同乡会牵头,请个把塾师,学校课堂就设在会馆里,同乡子弟读书和行会行商议事一揽子事都解决了。私塾办学,毕竟规模有限,规模小的,也就是一个先生在自己家里收几个邻里街坊的孩子课读而已,比不得官学又有管理层又有教学分工什么的那般细密。
就我们这座城市而言,虽然时代更迭,但私塾教育这种形式,一向很受重视,到清代则更趋完善了。以汉口为例,清代的私塾就多种形式并存:一类是绅士富商人家聘塾师到家里来教学,这类塾师的上班,就被称之为“教馆”或“坐馆”;另一类是塾师自己设馆,街坊邻里的孩子就近入学,这就是典型的私塾,在我们武汉,也称之为“泥巴馆”。这称谓很有些诙谐意味。或许是这类私塾大多设在泥巴糊墙的的简陋棚屋里罢,或许市井小民送自家小伢来私塾,不做望子成龙蛮大的指望,有个人管教着,哪怕是带孩子们和泥巴玩呢吧。
说起私塾教育,这张之洞还是很有些贡献的。就是在废除科举广设学堂之后,他还不忘加强私塾教育的建设和管理。在他的倡导下,1890年,当年湖北当局为了使贫家子弟“知学明理,安分守己,不犯上作乱”,普遍设置了一种短期(两个月)的“义塾”——“简便小学义塾”,经费由政府提供,专一招收贫家子弟入学受教。1892年,又设立一种专门针对15——20岁的成年人的“普及学塾”。光绪二十八年(1902)11月,张之洞颁布了《鄂省普及教育及学塾章程》,在省城内东南西北、城外上下各地段,由政府出资,建立塾舍,聘请塾师,设置普及私塾30余所,并告示各地:“民间有志愿兴办学者,能设此学堂,愈多愈有益”并承诺,有此办学善举者,只要形成文案,“随时报知学务处,即发办证”。张之洞督鄂多年,办洋务,建工厂,奠定了湖北武汉工业重镇的基础,这是有史可鉴的。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学堂,奠定了武汉武昌一带乃至今日的高校云集的基础,也是有史可鉴的。他在花大手笔的同时,眼睛向下,对芝麻绿豆般小事的塾学教育也如此下力,提及的不多。张之洞对塾学的重视和作的努力,成效如何,可以先撇开,但其表现出来的胆识度量,的确非同一般。张之洞当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直至1929年,汉口特别市延张总督办教育要两条腿的思路,制定了《私塾注册规则》十五条,在这“规则”指导下,一些热心教育的群众团体有志之士,纷纷集资办学,一时间,汉口的塾学教育发展得很有些蓬勃的样子了:当年,登记合格、可以挂“塾”牌执教的,仅硚口至刘家庙这一狭长的街区内,就兴办起180多所塾学馆,这些塾学馆,有义塾,私塾仍占多数。有趣的是,当时的外国教会学堂加上地方官办的市立初、高小学,总共只有89所,不足塾学的二分之一!有一份当年从硚口至刘家庙的塾学分布资料,资料很细,文字也就比较长,这里就恕不援引了。不过,从资料中可以看出,近200所分布在下街小巷里的塾学——私塾和义塾,既没有要国家配备师资,又没有要国家提供经费,还没有要国家建筑校舍,更没有伸手向国家要什么教学设备,就凭着塾师们的敬业,凭着有志之士的热心快肠和慷慨解囊,承担了公立小学无法承担的扫除文盲、普及社会文化、提高汉口市民素质的任务,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当然,中华民族的教育史,自隋唐以来,实行开科取士制度——通过考试考察人才,根据人才授以相应的官爵责任,这初衷,估计不会坏到哪里去。正面的效果,也不乏其例。历史上历朝历代那些有作为的清官廉吏,包括在我们湖北做了好多年最高长官、把我们湖北盘弄得各方面都有模有样的张之洞,到他撒手归西的时候,家人连给他安排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葬礼的钱都没有,还是他的学生们凑份子解决的。这等有作为的廉吏,也是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可问题是凡事做到绝处,弊端就远远地大于利端了。多的不说,一部《儒林外史》,就让人在可啼可笑无限伤感了。我们本地的竹枝词里,很有几首颇带偕噱味道的作品,从几个侧面把旧式的教育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私塾而今尚许多,任他随意自分科。但求酒食先生馔,识得之无便且过。
——讽刺塾学教学缺乏计划性,塾师有些混日子的意思。
莫说招生考认真,姓名录出岂无因。八行条子私相授,不是同乡即使亲。
——这似乎是在揭露招生黑幕;其五是讽刺学堂教师和学生教与学态度都有问题,
铜铃摇得响啷当,教习翩翩上讲堂。五十分钟敷衍过,忙将课本袖中藏。
——也是意在讽刺教师缺乏敬业精神。
每编功课费心思,讲义由来只自知。别字虽多君莫笑,东洋原来有这字。
——这一首有些特别,是讽刺留学归来执教鞭者滑稽嘴脸的。
这些竹枝词,虽然通俗如白话,却颇耐咀嚼,可咀嚼多了,容易联开来,联想多了,滋味就很是一言难尽了。
在科举时代,流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个“高”,无非也就是希冀一个“金榜题名”从而光宗耀祖的结果。细细品来,也实在是狭隘得很。其实,人类学习知识,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拓展生存空间、改善生存状态,有数不清的学习方式,读书,只是诸多方式之一。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缺乏平等、人与社会之间缺乏自由的年代和制度下,读书——做官——发财——幸福,这是制度规定的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一旦政治昌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平等自由无须作为口号标语、无须人们用生命和鲜血去争取去捍卫的时候,平等和自由就像你在自己家里从客厅走到厨房、卧室那般自在的时候,读书肯定会从沉重的受制于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每个人自身成长的自觉的必需,读书上学,对读书上学者来说,就不会是一种负担了。
当然,旧式塾学里的塾师,很难说都很有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毕竟,当塾师的,虽然也算是“儒”,但在那个时代,总是被科举制度淘汰下来的“儒”,所以,科举不进做塾师,就被视为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末路。而这些末路之人,多年青灯苦读,大多自以为满腹经纶,虽然养得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身子,却揣了个眼高于顶心性,面对眼前那些顽皮无知的孩子,常产生一些儿怀才不遇的落魄的惆怅,也不算是蛮不正常。
不过,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教育史上,倒是真正产生过一位伟大的塾师,那就是在家排行老二、被世人尊称为孔子的孔丘先生。这位生于春秋时期的教育家,只是个塾师的身份,可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恐怕不是一本书两本书能说得完的。不说别的,“礼、乐、书、数、射、御”,孔子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把这“六艺”作为教学内容,仅就教育体系而言,实在是开了素质教育的先河。孔子的一部《论语》,本质上是一部集古代教育学理论和实践之大成的精华,“半部论语治天下”,后世政治家们的这类评语,虽是赞词,对《论语》,对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而言,实在是太肤浅,也太实用主义了。
作为最有成就的塾师,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其影响,早就超越了国界,从文化学的角度,乃至有学者将东亚至南亚一带,归之为“儒家文化圈”。后世的数不清的塾师们,学问人品有没有高过孔子的,没有考究,名气和影响至今的确没有出乎其右的,这也是事实。但是,一个孔子总不能完成一个民族的教育事业吧。所以,千百年来,并没有因有孔子高高在上,其他人就不敢去干塾师这行当了,事实上是,因为塾师在教育中的几乎不可或缺,所以,就是科举制度结束了,广兴学堂了,塾师这行当还大有人干。即使眼下,生意很不错的各类家教,以及各类生源很不赖的培训班,不都还在延续承继着先辈塾师们的事业么!只是,听着“素质教育”、“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满世界看到的,却尽是十来岁的孩子,背着硕大沉重的书包,每天早晨六点来钟就赶到学校,一堂课接一堂课地坐在教室里听,下课铃声响后,老师基本是无一例外地拖堂,剩下的几分钟,就是孩子们用最快的速度朝厕所跑、然后又朝教室跑的时间了——这奔跑,或许就是孩子们一天中唯一的体育锻炼了。如此上课到下午六七点钟,暮色低垂了,孩子们才能回家,匆匆吃完饭,还要做作业到十一、二点钟甚至转钟!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星期天了,家教和各类培训班、培优班,那里的塾师们正等着呢……
如果孔子泉下有知,他绝对会捋髯长叹:天耶天耶,此乃教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