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花甲以后，毛姆拿出这样一本小书，给自己精妙绝伦的大半生一个总结，他剔除掉形形色色的人与事（这些他早已打发到他的小说里了），他只是为了“将灵魂从某些观念中解放出来”。毛姆的这幅精神自画像呈现的是一个世事洞明、冷静透澈、人格健全的内省者与旁观者。
毛姆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对自己的写作才能与缺陷有一种清楚的洞悉。“我不照自己的愿望写作，我照自己的能力写作。”他迅速找到他要攻占的山头，很早就设定好他的生活模式，围绕着写作这门手艺，展开他的思与行。他说自己天生就思路清晰，有富于逻辑的感受力，能很轻易就写出简洁流畅的对话。这种有条不紊的气质也让他远离了精巧华丽、或者是被意象隐喻压得很笨重的风格。他认为这三种特质是无比重要的：清晰、简洁以及悦耳。他推崇斯威夫特、休谟、伏尔泰等人的文字，而众多晦涩繁丽、风格眼花缭乱的作家作品都不在他的典范行列。
一个日本作家萩原朔太郎曾道：“找寻他人的癖好、毛病，盯住人物特色。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一种连自己也不易察觉的职业化观察习性。与他们的交际，总让人感到一种冷酷的心地险恶。”一个小说家需要一种通识，对人的通识。而毛姆有他的知人之明，那种敏锐的洞察力就把自己的刀锋很轻易地划入了人性深幽处。学医和周游世界的经历让他收集到芸芸众生的各类标本。早年，他在圣托马斯医院学习，也接触到了他最渴望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生活，“在那三年里，我充分领略了人所能表达的每一种情感。它激发了我的戏剧本能，挖掘出了我身上的小说家潜质”。后来，他的作品获得了一定声誉，他放弃了医学，又听从某个前辈“错误”的指导，为写历史小说积累素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旅途。当然，历史小说的写作之后搁一边了，他锐利的眼睛获得了更富饶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他们都是伟大与渺小、美德与恶行、高贵与卑微的结合体。”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和谐或者貌似和谐地装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更表现得淋漓尽致。毛姆喜欢看这些普通人。对待一个人的态度，内心持有的尺度是人性的荒谬感，而不是不断地把他推向高处或推向深渊。他有点尖酸刻薄地写到：“一个人一定不要从人性那里指望太多……”后来，这种目光慢慢会发展出一种宽宥的心态，即使偶露的刻薄也是适度的顽皮。他平视普通人，如同平视写作这门手艺。他认真倾听，无所偏袒地观察，然后整合到他笔下。这看上去显得十分功利主义——为了写作，他需要的是人性的千疮百孔中透出的奇观，不是一种残忍的玩味，当然也不会是菩萨般网罗众生的悲慈目光。
尽管毛姆洞察人的内心，但他时时有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也会给他不少作品一种冷隽的气度。他也说自己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而在通透之上的悲观往往能发展出一种幽默感去调和，目光还是犀利的，嘲讽才能的尖儿还会冒出，但没有了寒光。
在书的最后，他叨唠了很多自己的人生哲学和见解。他不会去寻找唯一的宗教，唯一的哲学，唯一的生命意义，他会发现，于他的生命这是一种徒劳。联想到他最有名气的两部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刀锋》，我想借用伯林关于刺猬与狐狸的说法，毛姆在小说里实际上是用刺猬式的外表（为某种主义、信仰全力以赴，奉上所有），包裹着狐狸的心，里面充斥着各种旁逸斜出的人物逸闻，各种有趣的配角，多元的兴趣点。
毛姆更多是一种看待众多奇闻轶事的视角，而很多读者在《月亮和六便士》里更集中注意力于一种苦心孤诣的信仰。在轻盈、爽朗的行文中，毛姆是避免深陷的，因而他也缺乏那种深深勾刺在灵魂的沉痛感，那种与巨大信仰相匹配的沉痛感。
我想起我某个朋友，她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发出很大感慨；但当她得知这是一个虚构故事时，她又懊丧失望起来。大家是十分容易混淆伦理层面和审美层面的。被某类读物惯坏胃口，他们的胃更愿意消磨那样一堆“充满阳光与远方”东西。他们看到这样一个传奇，心底春水怒生，仿佛有某种东西近在咫尺了。而那“远方”停留在我们的意淫中，大家总归能够矫情地接受的。但毛姆故事的鲜美，在于那狐狸般四处出击的洞察力加持在那种种生动的故事叙述中。至于，毛姆还有一个标签：毒舌。这标签不过是蛋糕上的一抹奶油，我们寻章摘句地找那奶油的时候，也不能忘掉了底下那个大蛋糕。
毛姆写完《总结》以后，又活了二十几年，他死时九十一岁。他得到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至于是否不惑知天命耳顺了呢？他肯定还有“惑”的地方，只不过他并不愿意背负太多东西，他的双眼更愿意享用现世无尽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