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我学习并不好，数学勉强及格，语文也是一塌糊涂，到现在我的普通话还是山寨版的，说话稍不留神就会跑词或者发音不准，有新朋友曾奚落地问我：“你是东北哪疙瘩的？呀，你也是唐山人啊？或者说你是南方人吧？”我对于她们这种新奇的问法总是淡定地回答：“我是正宗的河北人。”它们显然被我的回答惊得目瞪口呆，但不管口音啥样，我就是这块土地长出的芽苗，旱就旱、涝就涝，怎样的环境也改不了植物本身的特性。那时候除了数学和语文，还有思想品德。这种课程对我们八十年代这代人以后起到了很良好的作用。那时候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他是一位三十多的男人，夏天经常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三枪背心，一条土灰色大裤衩子，趿拉着一双破旧的泡沫拖鞋，手持着一把如“道济和尚”那般破旧的扇子，整天挥来挥去。
他的讲桌上除了备课的教案本和粉笔，还经常放着一盒“菊花牌”香烟和一把铁尺。那把铁尺并不是很长，大约就是三四十公分左右。那把尺子自从跟了这位“老男人”便失去了它作为尺子的职能，从而充当了一种“刑具”，惩罚学生的利器。当时班里头总共二十多个学生，有一半人得吃过它的苦头，它那扁平的身体加之沉重的分量敲在手心上，是那种火辣辣地、钻心地疼痛，就像一条寄生在体内多年的寄生虫，突然“造反”起来，让你心窝子里是又痛又痒又麻，那滋味只有尝试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受罚的一半人当中没有我，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不过那时候我被责令到教室门口外的墙根子底下罚站，还依旧是嬉皮笑脸的，但当接受铁尺神圣的“洗礼”后，便蔫了下来。
因为成绩并不好，所以并不得到老师的宠爱。那个“老男人”向来是很偏心的。安排座位时总是让我坐在最后一排，跟一批“捣蛋份子”掺合在一起。当然我也是不以为然的。我从不眼羡坐在第一排的学生，因为天天与“老男人”咫尺相望，让我会觉得像寒冬腊月天里一脚踩进冰窟窿般不自在。坐在教室第一排正中间的是小红和小庆，他俩是理所当然的。小红是学习委员，小庆则是班长。这等“人物”不坐头排，于理也是说不通的。
当然，上帝对待及给予每个小孩儿的都是平等的。他们有其优势，我也有自己的长处。那时候教室后面那块黑板便让我一显了身手。我自小展示出过人的美术天赋，只可惜长大后被我“扼杀”了。那时候每周要办板报，我自然是“领头军”，指挥或者指使老师派给我的“助理”干这干那，毫不得意。我用五颜六色的粉笔描绘着这块属于我的花花绿绿的“天地”。当然这也是我唯一一个能引得那个“老男人”投来一瞥的优点。不过还有一个值得我引以自豪的优点就是——作文。虽然作文隶属于语文的一部分，但我向来不认为两者有何关系。那时候也喜欢读书，但读得并不多，因为我没钱，所以就没书可读。那时候我很羡慕班上的小红，去她家玩时，就能看到整箱子整箱子的书。那些书是她大姐、二姐看过的，看完后就放进木箱子里留存起来，所以她有时间就看书，也有书可看。每回我去了，她都会打开大木箱子让我参观，她打开箱子时总会有一股子发霉与木头腐败的汇合味扑鼻而来，但更多的还是书香味。
教室里的卫生是学生们轮流打扫的，一般是两到三人一组。每当轮到我值日时，我便挥舞着笤帚三下五除二搞定，屋子里便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沙尘暴般灰尘四起，等下午或者第二天再上课时，桌子上便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尘。那时候我觉得值日是好差事，扫地的垃圾里会有很多“宝贝”。我向来都是自告奋勇地用簸箕撮起垃圾，跑到校园后面的“垃圾点”倒掉，说是垃圾点只不过是个土坑，因为长年累月地倾倒垃圾，所以变成了“垃圾山”。那时候的垃圾里根本就不会有果皮、糕点包装盒或者袋子之类的东西，有的仅仅只是黄土和废纸。那会我常常把垃圾倒掉后就在垃圾山上开展地雷式搜索，搜索任务结束后总会有许多“战利品”，如小橡皮块、铅笔头子、铅笔芯或者未用完的白粉连纸等之类的文具。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的小孩儿们享福哩！那会买一块橡皮或者一根铅笔都要好几毛钱呢。我不是自幼就有节俭的美德，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穷。
我把得到的“战利品”装进上衣的口袋里，搞完卫生，就兴冲冲地跑回了家。
小学时代的岁月总是充满无限趣味的。即使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依旧阻挡不了小孩儿爱玩的天性。那时候的夏天并不会十分炎热，气温就像初夏般地宜人。每到周末，我们几个小伙伴便结伴跑到村子东面的河湾里玩耍。那是我童年重要的一部分。那时候河水非常清澈，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河底的河草和小鱼。岸边的大岩石上时常有妇女拿了被褥和衣物来这里清洗，这里是天然的游泳馆，自然也是天然的盥洗室。岸边成排的柳树被风吹动时甩着绿色的辫子摇来晃去。顺手折下一枝柳条，掐头去尾留下中间的部分，轻轻掐掉上面的叶子，用手捻着转动柳条，不多时就可以把柳条中间的“树骨”剔了下来，留下外面的那层厚皮，把一头用指甲掐一掐，就变成了哨子。如果是春天里的柳条是很容易抽掉中间的树骨，也许是因为春天的枝条比较嫩吧。把做好的哨子放进嘴里面用力吹时就会发出“吱吱”清脆尖利的响声。或者折下许多枝柳条编成草帽戴在头上，那遮凉效果是无与伦比的。
除此之外，泥巴也充当了娱乐不可或缺的“道具”。玩泥巴也是有讲究和选择的。那会玩的泥巴是一种叫做胶泥的泥土，黏性很好，雕刻塑性或者捏泥人都是不错。我们一排人会坐在桥面上洋灰抹成石栏台阶上，用手中的胶泥捏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如阿猫、阿狗，或者小人偶和小房子，当然也只是大致的形体，不会那么惟妙惟肖。不过做这些小玩意的时候不是太多，小孩儿们不会有相当大的耐心去雕琢一个精美的造型，而玩的最多的则是“摔泥巴”。家乡土话称之为“摔碗物”。把胶泥捏成碗状，然后碗口朝下，猛地摔在洋灰地面上，伴随着“啪”的一声巨响，碗底便破了一个大洞，随即把破损的泥碗再揉成团，再继续重复地玩。这其实是一种相当无聊的游戏，也许只是为了听那一声“噼啪”的响声罢了。但是那可能是所有八十年代人共同的童趣之一啊！
谈完玩泥巴，紧接着就不得不谈爬树了。爬树是我小时候比较喜爱的。当然这是大部分男孩儿的娱乐方式。女孩基本上不会玩这种“粗俗”的游戏。但我例外。爬树也需要技巧，双手搂住大树，双腿半弯曲攀住树干，然后腿上用力往上爬。那时候身体单薄，很轻巧地就能爬到高高的树杈上，坐在树杈上向远处眺望去，乡村的自然风景确实美不胜收。当然玩这种游戏是有代价的，有时候衣服总是被弄的很脏很破，甚至还会挂上两三个小窟窿也不足为奇。不过回家时总是胆怯的，总怕又被母亲责骂一通。不过更多的母亲还是出于安全的责备，那毕竟是有危险的。记得有一次，同班的一位男同学跟我们一块爬树，他速度很快，像猴子似得就爬上了一棵约有两个房子高的大树，那棵树干很粗，树顶的枝叶非常的茂盛，应该是有年岁的老树了。他是第一个爬上那棵老树的，爬到树杈时他低头哈哈大笑地俯视着渺小的我们。我们并不理睬他，继续爬着各自的树木。突然旁边传来一声“咚”的闷响，我循声望去，发现刚才还得意洋洋的那名男同学，现在躺在大树脚丫子底下呻吟，嘴里发出“哎呦”的喊叫声，鲜红的血液从他嘴巴里流出来。我们都呆住了。过了一会，他痛苦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离开河湾回家去了。那会我们以为他摔得太厉害，不知把哪里摔破了，都觉得胆战心惊。但后来才知道，他着地时是脸朝下，门牙把嘴唇咯出两个洞来，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到了周一，他照例去了学校，因为嘴唇被咯破后异常肿胀，就像两条香肠挂在嘴上。我便奚落他道：“这样也不错，饿了的时候就可以舔一舔嘴唇，解饿又解馋！”周围同学都哄然大笑，只有他气得直瞪眼睛。当然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他断然也不会记恨我，因为在那个纯粹的年代里，小孩儿的心中不会存在“恨”这个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