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又是一年的开学季，漫步于任一所大学的校园内都可见到欢迎新生入校的横幅。而十七年前，我也背着行囊，踏入到了曾经向往的北国大学校园，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大学被众人描绘得如歌如画：枯叶簌簌的林荫道，藤条环抱的石廊，庄重典雅的图书馆，温情合宜的宿舍，诗意盎然的春游，欢声笑语的派对，浪漫纯粹的爱情，韵味十足的校园民谣……一切都是那么完美，让无数人为之梦想，为之倾倒。然而，当你真正面对，才发现它也是生活，不同的是，它占据了每个人最火热的青春。
刚开始，我这个专业是在一个系里面，直到二年后院系重组，被分配在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里。在系会上，第一任的辅导员叫李国辉。他只带了我们很短的几个月，后来就换成了从黑龙江大学毕业的张军做我们辅导员。对于李国辉辅导员，印象不是很深。不过在我们进入大学的第一次系会上，他讲到的一点让我记忆深刻，就是为人处事要遵循的原则，即换位思考的原则。这个原则思想，一直伴我大学毕业，直到现在。第二任辅导员叫张军，一直到我们毕业他都是我们的辅导员。他长的清瘦，戴着幅眼镜。当我在2011年代表公司去母校招生时，给他打了个电话，想不到事隔十几年，当我说出我是谁时，他居然还能马上说出我曾经到他家去，他做西红柿炒鸡蛋给我吃的情景。
军训是在大学读了一年后放暑假前进行的。虽然是在东北，但夏天也非常热。教官都是些年轻的军人，军训时我们动作稍不到位，教官开口就骂，不分男女骂的很难听很粗鲁。军姿一站就站一小时，踢腿动作有时也要保持好久，有些人在军训时晕倒是很正常的事，不过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也把这种经历当作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有时就算是蚊子叮在我脸上，我也一动不动，汗水流到眼睛里，眼睛也不眨一下。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甚至半夜哨声一响，我们要在几分钟内穿好军训服，叠好被子，然后冲到操场列好队。内务要求上，被子要叠得像切的豆腐块一样有棱有角。军训很苦，很累，在军训期间大家普遍不喜欢教官，要求太严且不合理，但军训结束时却上演了特别感人的生离死别的情景，偌大的校园，各班都围着自己的教官依依不舍，有的甚至与教官相拥而泣，那种感人的场景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看了都会感动流泪。兴许军训本来就不是单纯的学站军资，唱军歌，叠被子，走正步，练队形这么简单，透过军训是为让我们收获一份坚持，一份团结，一份责任，一份奉献，让我们从轻狂走向成熟。
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因为家里很穷所以过的很是清贫。我能考上大学，不在于我有多聪明，完全在于我的刻苦。对于体能锻炼及意志的训练上，我对自己有较严格的要求。从高中开始直到大学毕业，早上六点左右就起床，先跑二千米，再做很多的单杠和双杠运动，无论刮风、下雨甚至下雪都是如此。那时候我也是唯一一个冬天可以淋凉水澡的人，这个习惯从我在江西就是这样过来的，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哈尔滨我仍然这样做。读书也算比较刻苦。不过我自己比较喜欢数学这种纯理论、推理性逻辑性强的学科，觉得沉浸其中很是享受，数学考试有时我能考上满分，有时也离满分很近。其他学科虽然我很努力，但成绩算是一般，不好也不会差。我一路走来，以前曾经觉得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定会在某方面会有出色的表现，可是现在看来，我觉得我哪方面都做不动很出色，虽然很努力，但总做不到拨尖。象一些运动，如打蓝球，别人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通过练习投蓝，通过多训练就能打好蓝球，可我不管怎么努力练习，不管打多少次蓝球，但身体协调性，灵活性，投蓝的准确性都很差，运球、控球也不好，有时凑场蓝球比赛，很多人打心里不愿我和他们一队，因为我是拉后腿的。奥巴马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或许你能写出优美的文字——甚至有一天能让那些文字出现在书籍和报刊上——但假如不在英语课上经常练习写作，你不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发明家、创造家——甚至设计出像今天的iPhone一样流行的产品，或研制出新的药物与疫苗——但假如不在自然科学课程上做上几次实验，你不会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或许你能成为一名议员或最高法院法官，但假如你不去加入什么学生会或参加几次辩论赛，你也不会发现自己的才能。”我尝试了很多的项目，可就是不能挖掘出我的天赋在哪里。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只能做个极为普通，极为平常的一个人，虽然我曾经那么努力，那么刻苦，甚至为了训练自己的意志，对自己达到了一种近于残酷的要求，但最终我发现我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一个人。
入学那一年哈尔滨的第一场雪是在10月30日来的，很多来自南方未见过雪的同学都特别激动和兴奋。虽然江西年年至少都会下一场雪，但也从来不会来的这么早，在南方的很多地方这个时候还在穿短袖呢。在哈尔滨整个冬天都是冻着的，下的雪不到第二年五月以后不会融化。地面经过冰冻和踩踏也变得特别硬滑，稍不注意就会摔跤。在大一时有次有段水洼地结成冰，我看很多人从一端溜滑到另一端，我也就跟着去滑，可是身体没掌握好平衡，就摔倒了，左眼皮也被碎冰割开了一个口子，当时看到眼睛流血，以为眼睛要瞎了，不过还好没伤到眼睛，缝了几针就没事了，到现在我的左眼皮还能隐隐看到一点痕迹。
在学校里的很多角落都能看到一些顺口溜，比如：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电工学院的。工科大学的女生不多，而且从容貌上也不具优势，所以还有一些顺口溜是损学校女生的，如：理工女生不回头，长发飘飘梦中游；理工女生一回头，宿舍男生齐跳楼；…
我们专业有二个班，总共也就五十多个人，虽然人不是很多，学的也是工科专业，但不缺其他人才。我们班有个女生，歌唱的特别好听，那时李娜的《青藏高原》刚开始流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被李娜唱起来像天籁之音，觉得非常美，现在韩红唱不出那种感觉。可有次她在我们班上唱出来时，我觉得她唱的不会比李娜差，现在想来甚至感觉比韩红唱的还好。1997年军训时，当时任贤齐的《心太软》刚流行，大街上到处都飘荡着这首歌，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听，歌不像歌，除了声嘶力歇的吼外，听不出什么美感，可当她唱出来时，我原来觉得很不好听的歌也不会那么难听了。当时我觉得以后她如果不搞本专业，一定会成为很出名的歌星。现在虽然她没有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不过据我了解，她也没做歌星，去了深圳，在微信上我可以经常碰到她，从有限的微信头像照来看，她更富有知性美，生活似乎也很小资，听说已经是个老板了，有时能经常看到她转发些有正能量的微信文章，偶尔也会发些很愤青的内容。只是不知道现在她是否还会经常一展歌喉。
还有个男生，他是另一寝室的老四，个子不高，有组织能力，写了一手特别好的字，手法独成一派，自然他也成了学生会书法协会会长。记得我还叫他帮我写过一幅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的字挂在床头。现在他也在深圳，仍然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那时的我因为来自贫困家庭，心理上比较自卑，朋友也不多。不过也有特别的。班里有个女生，她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来自浙江，家庭条件也比较好，她曾是班上的文艺委员。刚开学时搞迎新晚会，她要组织节目，到我宿舍登记节目时，了解到我来自江西后，和我认起了老乡。兴许我们都离家那么远，在那么遥远的东北，即使是华东这么一大区域的，相互都能认老乡。当时她非要我表演一个节目，可我什么特长都没有，没办法就随便选了一首张学友的《吻别》。可我练了一个星期，仍然唱的五音不全，最终还是放弃了，因这事觉得特别对不起她，不过她也没有放在心上。在大学的四年里，我很多时候上自习时，都会和她一起上，那时和她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和共同的爱好，都喜欢小说，文学，喜欢逛书店，且半天都不买书，把店员气个半死，也一起讨论《红楼梦》里各种人物的命运，一起吟唱里面优美的诗词。她也经常抄我的实验报告，甚至考试时也想方设法靠着我坐，目的是能抄我的。虽然是她抄我的，不过最终考试的成绩，大部分她比我考的还好，经常让我不服气。我们也经常下五子棋，五子棋我也下不过她，总被她下输，很鬼精灵。大学毕业后我们还通过几次信，有次她在信里还能提到当时我自己都不曾注意的一些细节，如我当时戴着一块表，表上有一点瑕疵；我们在无格的实验纸上写实验报告时，我写的字是往下斜的，而她的是往上翘。当每每翻起这些信，看着信里面的内容，都会唤起我对大学时光的回忆，也会不自禁的想起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毕业后她离开了本专业。
大学的生活闲适自由。课程也没有排满，一个星期过了周三就感觉到了周末，因为周四和周五只有上午有二节课。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只有极少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学生才会有电脑，所以在宿舍我们最大的消磨时光的办法是打双扣——也就是拖拉机。我们一打就是一个通宵，大家玩起来也乐此不彼。有时我们要打扑克，但还差一个人才能凑上一桌，只要站在宿舍的走廊上振臂一呼“三缺一”，就会有很多宿舍几乎不约而同的探出一个头来，几乎同时说“我来”，那种情景至今想来也觉得特别有趣。
我们大学分四个区，第一年我们是在南区。那时南区还比较破烂，但住宿条件还算不错。
在南区我们宿舍八个人，我们按照出生的先后排行。想不到我做了老大。老二来自辽宁。从相处四年的情景来看，我觉得他更适合做我们老大，他为人仗义，宿舍里不论是谁有困难，他都会出头，宿舍里自他以下的兄弟也特别尊敬他。他每次放假回学校时，也总会带好几箱的自家产的大苹果和葡萄给大家吃，他带的苹果和葡萄成色好看，也特别好吃。往往苹果要吃好几个星期才能吃完，葡萄让几个宿舍的人一起吃，嘴吃酸了也要吃好几天。他也特别用功，每每晚上10：30宿舍熄灯后，他仍会通过自己拉的电灯，闷在自己的床上看书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仍早早的起床。不过他对我们自己的专业不是很感兴趣，他主要是自学计算机编程方面的知识。所以即使再晚睡早起，大学四年仍然有些科目不及格。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上海电缆研究所。老三来自湖北。一看就是书卷气浓厚的一个人。如果把老三的高考成绩给其他省的人，他的这种成绩进清华北大都不是问题，可惜他来自湖北，这个成绩哈工大都进不了。大学的四年里，要不是他大意失荆州，有一门不是很重要的科目补考，他肯定够保送研究生。老四来自天津，外表一副农民的样子，可实际上为人活泼，第二年他做了我们班的班长。因为天津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对于一般省市特别低，所以他的高考成绩相对于我们，基础不是很好，学起来比较吃力点。但他很多时候都和我一起上自习，他说碰到不会的，通过我的讲解、就特别容易懂，说我能把别人讲不明白的，能讲的让他明白。他表面上大大咧咧，其实心也很细，说话做事特别能把握分寸。我们在一起时喜欢收听收音机的相声，一个收音机插着耳机，一只耳机连着我的左耳，一只耳机连着他的右耳。也一起背《三国演义》，从“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背起，不过可惜《三国演义》往往背到第二页，我们就背不下去了。大学毕业后我们还经常会电话联系，也见过很多次面，现在他在天津加铝，上次他来广州时我们还有见面，同学中算是见面比较多的一个。老五来自甘肃，他在学校没待超过一周，因嫌学费太贵，又卷铺盖回老家复读，第二年考上了北方交通大学，期间我们还偶尔通过几次信，再后来就没了音信。老六来自山西，表面看波澜不惊，他却是我们全班学历最高的一个，从硕士到博士一口气读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喜欢吃花卷，虽然有点胖，却也喜欢踢足球。现在他也在广州。老七是黑龙江的，个子清瘦，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床铺一尘不染，每天早上起来会花很多时间整理自己的床和被子，用刷子不断的刷着自己的铺子，然后拿着垫在床铺上的不知道是狐皮还是羊皮垫子，站在门口抖很久，出门时脚踩在凳子或桌子上将皮鞋擦的干干净净。他毕业后跟我一起来到了厦门的同一家外资企业，做了一年多后他离开了这家企业，去过广东，去过上海，去过江苏，现在还是回到了厦门，在另一家外企上班。老八来自福建，是个比较倔的人。从家境和地域来说，我和他的情况都相似，所以大学几年我和他都惺惺相惜，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天津，现在在那边结婚生子。到了东区后我们宿舍又多了三个成员，一个是另一宿舍的老大，我们也叫他老大，来自吉林的，经常拿瓶啤酒在宿舍自斟自饮，他也是我们宿舍里将自己女朋友公开化的人。第二个来自河北，人长得很瘦，看起来不修边幅，衣服估计一个月不洗都不要紧——但人特别聪明，一个魔方被打乱了，在他手里不要三分钟就能重组起来。那时很少有人有电脑，当时档次最高的电脑是奔四奔五，他有台自己的电脑，能拆了装，装了拆的玩，让我特别佩服。还有一个来自四川，个子不高，但人也很聪明，喜欢下象棋，我有时经常和他下棋下到忘了吃饭，他为人也很好，很随和，毕业后去了深圳。
当年是我一个特别要好的初高中同学的父亲送我远赴哈尔滨上学的，在经过三天二夜的火车后，到达哈尔滨是晚上九点多。我们一下火车，就看到火车站门口有我们学校各省的老乡会接自己省的新生，我们试图找江西的老乡会，找了一圈没找到，后来问到浙江省老乡会的人，他们告诉说今年是学校第一次招江西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没有江西老乡会。最终是这些浙江的学哥学姐们把我接回到学校。有感于此，后来我就在学校里，一间一间宿舍的登记我们江西籍的人，并也成立了自己的老乡会，偶尔组织组织去动物园、植物园或者太阳岛上去玩，到我们大二时，我们也积极组织去车站接我们下一届的老乡，自此以后这种传统得到了传承。现在我仍然与很多老乡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些是在厦门，有些也有在广东。
大学毕业的那个学期，除了留校读研究生的人外，我们的工作都基本确定好了，就等着毕业证一发去上班。那时不紧不慢的做着毕业设计。原也曾想像着毕业时肝肠寸断的离别气息一定会压得人难受，可是实际上整个过程却没什么太特别的异样，甚至班级的散伙饭，宿舍的散伙饭都吃的跟平常一样，没有宿醉，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依依不舍，就好像我们今天分别了，下个学期还会再见一样。
在大二时英语老师经常会让我们学唱英文歌，其中有一首英文歌，歌名叫Scarborough Fair《斯卡布罗集市》，歌的前面有段独白“当南风吹起,校园里凤凰花开的时候,你就要远行,如果你我能够重逢,请让我为你唱这首歌,好吗？”这世界上有很多路，终点又是起点，花开花落，人来人去，本是很平常的过程。就像十年前王菲李亚鹏结婚一样，那时他们的结合羡煞了多少人，可是在今年的9月13日，谐音是“就要散”的这一天，传来了他们离婚的消息，李亚鹏说“我要的是一个家庭,你却(却)注定是一个传奇,怀念十年中所有美好时光。爱你如初,很遗憾,放手-是我唯一所能为你做的。希望你现在是快乐的,我的高中女生。”而我们的大学四年，或许就像是从初恋中走入婚姻殿堂中一样，是人生中最真、最美、最纯的四年，那些经历，那些奋斗，那些感动，校园学习和生活的种种细节构成人生最最真实的记忆，永远都会烙印于心底。
写于2013年9月入学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