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不经意地看到了景芳老师的这篇文章《看到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我真羡慕啊》，起初只是被标题吸引，身为一名出色的、得过「雨果奖」的科幻作者、科普作者兼教育领域的创业者，究竟是怎样一个「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让她那么羡慕呢？
结果，在这篇文章里，她摘抄的那本书中的大段文字，也把我深深吸引住了，立刻升起了把这本书也买来看看的念头。景芳老师摘抄的文字如下，不妨感受下：
我们给总司令提供的所有建议，都是经由我们部门的主管传达上去的，后者是一个职业的文职人员。他的指导原则是，他只会告诉总司令愿意听到的东西。对这一原则的恪守，在战争末期给他赢得了他所期望的提升，后来还让他获得了骑士身份。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主管如何行事的时候我如何深受冲击。当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WAAF）的中士拿着最近一次对法兰克福的攻击的轰炸区域图来找他的时候，我刚好在他的办公室里。像往常一样，从闪光照片上拍下来的命中点被画在了地图上，围绕瞄准点还画了一个半径三英里的圈。原指望这张图和我们对雷达的分析会一起被提交给总司令。但我们的主管闷闷不乐地看了图纸几秒钟，然后把它还给了中士。“真糟糕，掉在圈内的炸弹真少。”他说，“交上去之前，你最好把圈改成五英里的。”
有了这次经历之后，当了解到我们的主管对我们关于没有枪座的轰炸机可能更容易生还的建议持暧昧态度，我就丝毫也不觉得奇怪了。这就不是总司令乐意听到的那类建议，所以我们的主管也不乐意听到。要反对英勇的枪手可以保卫机组成员的神话并推进拆掉枪座的想法，甚至于去反对司令部里那种大规模的官僚主义积习，也许都会让我们的主管卷入一场严重的政治争斗。这或许不是他指望能够赢得的战斗。无论如何，一个文职人员的直觉告诉他该避免这种争斗。枪座继续留在了轰炸机里，而枪手继续毫无价值地死去——直到战争结束。
在司令部总部，我和一个半爱尔兰血统的年轻人共用一个办公室，他与我年纪相仿，名叫麦克.奥洛林。他曾在军队当过兵，因为癫痫病退了役。对数学，他知道的没我多，但对真实世界，他知道的比我多。当环顾司令部里的残忍和愚蠢的时候，我内心沮丧，而麦克则出离愤怒。愤怒是创造性的，而沮丧则一无所用。
我们一共炸死了40万德国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在汉堡和德累斯顿的火力风暴中。德累斯顿的火力风暴是最严重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那纯属侥幸。我们以攻击德累斯顿一次的同等火力空袭了柏林16次。每一次我们都希望再点起一场火力风暴。除了一切都按照我们预想的发生了之外，德累斯顿的那一次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有点像高尔夫运动里的一杆进洞。不幸的是，德累斯顿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而且无论如何，杀戮来得太晚，对战争进程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轰炸机司令部或许是一些疯了的社会学家发明出来的，只为了尽可能清楚地说明科学和技术的邪恶方面：兰开斯特，就其自身而言是漂亮的飞行机器，但却成了驾驭它的机组人员的死亡陷阱。一种庞大的组织，为了焚毁城市和杀戮人命而建立起来，但是活却做得很糙。一个官僚化的评估体制，在区分目的和手段方面简直一塌糊涂。他们用飞行架次来衡量中队的成功，而不问为什么；他们用丢下的炸弹的吨位来衡量中队的成功，却不管到底丢在了什么地方。
上上下下之间都充斥着军事机密，不是铁了心要防备德国人，更多却是为了防止司令部的失败或错误被伦敦的政治权威或中队的年轻人知道。一个接受不到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批评的总司令，不会承认他的错误，他对杀死自己的空军士兵也会漠不关心，正如他对屠杀德国平民漠不关心一样。
运筹部门本来是要给他提供独立的科学建议的，但是这部门如此胆怯，它不能挑战他政策中的任何本质性因素。偶尔，我会被司令部总部的一群参谋邀请到军官餐饮室去喝一杯，他们让我想起历史学家爱德华. 吉本200年前在他的自传里描写的牛津研究员：“他们沉湎宴饮，正给了年轻人轻佻放纵的借口。”
科技会向传统军事武装的邪恶中添加新的邪恶，轰炸机司令部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技术使得邪恶变成匿名的了。科技使得邪恶以一种官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没有哪个人需要对行将发生的事情负责。无论兰开斯特上将炸弹瞄准雷达屏幕上模糊的目标的年轻人，还是中队总部里整理纸张的文员，抑或我这样在运筹部门的小办公室里计算概率的人，都没有觉得有一种个人责任要负。我们都没有见过被我们杀死的人们。我们谁也不特别在乎。
战争中的最后一个春天最为凄凉。在攻击德累斯顿之后，1945年3月到4月，对城市的轰炸在继续。德国人的夜间战机仍然在负隅顽抗，在最后几周里仍然击落了数百架兰开斯特。我开始往回看，我问自己是怎么卷入这场疯狂的谋杀游戏里来的。
从战争之初开始，我就在一步步从一个道德立场撤向另一个，一直到我完全没了道德上的立锥之地。战争开始，我极力地相信人们应该互亲互爱，我称自己是甘地的追随者，在道德上反对一切暴力。战争一年之后，我撤退了。我说，很不幸，非暴力抵抗希特勒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仍然在道德上反对轰炸。数年之后，我又说，很不幸，为了赢得战争，看来轰炸是必要的，而我也愿意为轰炸机司令部工作，但是道德上我仍然反对对城市不加区分地进行轰炸。等我到了轰炸机司令部，我说，很不幸，我们终究对城市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了，但为了帮助赢得战争，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一年之后，我说，很不幸，看来轰炸并没有真的在帮助赢得战争，但为了拯救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而工作，起码在道德上还是正当的。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春天，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了。麦克单枪匹马地投入扩大救生舱口的战斗，他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而我谁也救不了。我放弃了一个又一个道德原则，到最后终于一无所成。
最后的这个春天，在司令部总部我的办公室里，我注视着窗外开始返青的丛林。桌上有一本诗人霍普金斯的诗集。他的最后一首悲凉的十四行诗道出了我的绝望。
看啊，河岸和丛林，
新披了浓浓绿衣！又一次点缀着
烦躁的细叶芹，看，还有清风摇动
它们；鸟筑新巢——却非我所造；我只有愁绪纷扰，
时间的阉人，未抚育过任何能复苏之物。
哦，你我的生命之主，赐我的根以雨露。
这本书叫《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作者是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也就是著名的“戴森球”的提出者。他是英国人，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曾经为爱因斯坦做助手，提出的“戴森球”概念和三型文明概念是全世界定义宇宙文明的公认标准。他为量子电动力学做出过杰出贡献，和诺贝尔奖只是擦肩而过。他出版过多本对人影响深远的著作。然而，在这本书里，他只是回忆自己的经历，用手术刀般的文字剖析自己的沮丧、软弱与伤感。他说：
我是个在轰炸机司令部总部工作的平民科学家。从天真的宇宙统一体开始，我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我属于一个叫运筹部门的分支机构，其职责是向总司令提供科学建议……
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这部分被摘抄的文字，然而看过景芳老师羡慕的理由，我才意识到，原来她羡慕的，是作者这样的物理学家「看到整个世界的结构和真正的问题所在」的深刻，以及直面现实、直面自己的真诚。
原来，我常常对着自己内心动刀的那些神经叨叨，居然也是有价值的。虽然不敢说深刻，甚至也不敢说真正的真诚与勇敢，但是在向往与追求直面内心的真诚这件事情上，我还是足够真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