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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人结社，以现有史料来看，唐宋以前稀见。众所周知，北宋出现活字印刷术，文化事业广为普及，纸质文本走向普通民众。这也使得自宋以降的文史资料最丰富、流传最广。唐宋以前的会社活动之所以比较稀见，我认为并不是不存在。我们不能从宋元明清几代会社众多，而推断出前代会社少。以存在证未知，是个悖论。归根究底，会社或出于利益需求，或出于精神慰藉，这都是普遍人性之所在，与朝代更替并无特大关系。
王世刚在《中国社团史》中把古代的会社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种类型。李玉栓又把文化型结社分为两类：民俗型结社和精英型结社。往直白了说，就是根据有钱没钱、有权无权、阶级地位高低来划分罢了。前三种会社类型和民俗型结社不在本篇讨论氛围，从略。
精英型文人结社——我们简称文人结社——的类型大致分为四种：曰诗社，曰怡老会，曰讲社，曰文社。
<一>诗社
这类会社通常是文人士大夫带有消遣性质的文学社团。他们或科场失意，相互慰藉；或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或高官致仕，闲居野处寂寞难耐，故彼此相与往还。
据明史纪录，元代的诗社已蔚然成风。《明史·张简传》记载：
“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聊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集，宴赏穷日夜，诗胜者则有厚赠。”
明嘉靖年间，诗社更是发达，仅杭州一地就有“西湖八社”，即紫阳诗社、湖心诗社、玉岑诗社、飞来诗社、月岩诗社、南屏诗社、紫云诗社、洞霄诗社。
明代末期，最负盛名的当属崇祯元年郑元熏在扬州影园举办的“黄牡丹诗会”。名士钱谦益被公推为盟主，赋诗黄牡丹，品题群咏。
这些文人士子们，或怡情山林，或把酒言诗，“赓歌酬诗”，“鼓琴瑟陈几筵”，大部分可能就以吃喝为主顺带着做几首打油诗罢了。但也不乏严肃对待的诗社，比如青州海岱诗社，会后出版《海岱会集》，艺术造诣甚为可观。
<二>怡老会
鲁迅先生说过，国人大都名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实为老庄的私淑子弟。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深通儒、道两家精神的堂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旦致仕，就娱乐山林，天人合一。
怡老会的参与者多为致仕退休的高官名公，彼此交游老年同道，饮酒赋诗，情趣盎然，享天伦之乐，算是古代的退休干部俱乐部。
最早的怡老会，可以追溯到唐代白居易设立的九老会。据白居易《洛中九老会》记载，九老会起初只是七老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且欢，静而思之，此今希有，因各赋七言韵诗一章以记之，或传之美事者。”同年又有两位高龄老人与会，故称九老会。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
其他如明代永乐年间，浙江乌镇的九老会；弘治初年，夏邑的十老会；洛阳的八耆会；清代江苏武进的醉乡十老会等等，不一而足。
《杭州府志》记载，“杭士大夫之里居者，十数为群，选胜为乐，咏景赋诗，优游自如……人物皆一时之选，乡里至今为美谈。”就是当时怡老会的生动写照。
<三>书院讲社
私学作为“学在官府”的公学的一种补充，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宋代以后，书院讲学成为私学的一种新形式。因为书院不讲科举，强调自由学术研究，讲求身心修养，对朝政和时弊也多有清议，有时候甚至可以作为执政党在民间的反对派学术基地。
按照黄宗羲的说法，讲学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制科盛而人才拙，于是当时之君子，立讲会以通其变。”他觉得文人士子学八股文都学傻了，应该去书院清醒清醒头脑。
书院讲学发轫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执教时，就举办过著名的“鹅湖会讲”。到了明代中期，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的兴起，带动了明代书院的复兴。
王守仁主持了王门最早的讲会，并亲自制定了讲会日期、原则以及具体操作的程序和方法等，并以书壁的形式将这些要求记录下来。湛若水在南京各地讲学期间，开创了富山、斗山、天泉新泉等多所书院讲会。湛若水一生都致力于讲会制度的建设，甚至以九十高龄游历南岳，过石鼓、白沙、甘泉等书院时，仍与其他学派的学者讲学论道，开办讲会，不断完善自己的学术理论。
王守仁的得意门生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王门弟子中也有位至公卿、甚至官拜宰相，讲学倡导于上者。如徐阶嘉靖、隆庆之际执政朝廷，他“素称姚江弟子，极喜良知之学。一时附丽之者，竟依坛坫，旁畅其说”，于是各地建书院，联讲会，“其流风所被，倾动朝野”。
无论从书院数量还是人数规模，明代都是历史上书院最繁荣的一个朝代。据统计，明代新建或重建的书院多达两千多所。这些书院广纳生徒，倡导独立学风，不但有固定的学习场所——书院，还有院长、院规、甚至还可以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学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独立自主、拥有自由气息的学术桃源。我的理解，这些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私立大学吧。
明代书院讲会之盛况，更可由会众人数得以呈现。
邹守益主盟青原惜阴会时，“远者年聚，近者月会，小会人百，大会人千”。冯从吾与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会讲于宝庆寺，“同志几千余人，相与讲心性之旨”。万历四十二年，“按台紫海龙公偕茶台见平张公，会讲关中书院，乡士大夫及孝廉诸生约千有余人，而环桥观听者不可胜计。”
徐阶任内阁首辅时，京师灵济宫之会更为有名，载于《明史》，其中称：
“当是时，德与徐阶、聂豹、程文德并以宿学都显位，于是集四方名士于灵济宫，与论良知之学，赴者五千人。都城讲学之会。于斯为盛。”
余懋衡任永新知县，建明新书院，请王时槐、邹元标、邹德泳“主盟振铎，为讲明德新民之学，凡五日，永新绅衿皆在，父老子弟圜听之者近万人，人人自得，如坐春风中。”凡此种种，当年讲会盛况可以概见。
<四>文社
我本人称之为做题社。学子们最怕独学无友，热衷于同学问道。文社以作文为主，尤其以作八股文为主，目的就为科举做准备。它是应文人士子研究八股时艺、谋取科举功名的需要而兴起的。
最初的文社发起于状元之乡苏州。明弘治年间，苏州连出三位状元，毛澄、朱希周分别于弘治六年、九年科甲夺魁后，昆山顾鼎臣再次考取弘治十八年的榜首，天下为之哄动。
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社即始于苏州科场状元顾鼎臣——后任内阁首辅——组织的邑社。陆世仪说：
“（文社）所从来旧矣，粤稽三吴文社最盛者莫如顾文康公之邑社，社友十一人，如方奉常、魏恭简辈后皆为名臣。”
天启四年，张溥创设应社，后与其他十几个会社合并，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云：
“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醇厚琢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多者数十人，少则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
复社前后人数多达三千余人，声势遍及海内。据说该社春秋两季集会的时候，衣冠盈路。因为参与人数过多，甚至惊动了朝廷。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
明末几社初创，杜麐趾和夏允彝商量，“我两人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可见几社的缘起，也是切磋技艺，为科举做准备的做题会。开始参与者仅有六七人，他们“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进而受简，则勇竞倍于师中；聚而献规，又讥弹严于柱后。”
在湖南长沙岳麓，王夫之与邝鹏升在崇祯十一年创立“行社”，同窗好友，常常聚首为文，相得甚欢。次年王夫之又与管嗣裘、文之勇等创建匡社，借以文会友，畅议朝政。
天启以后直至崇祯末年，文社之多，几乎是遍地开花。据载：
“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陕中则有澹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观社，禾中有广敬社，语溪有澄社，龙山有经社”。晚明文社的盛况可略见一斑。
<五>影响
以上几种文人结社类型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非文社莫属。各种文社多少都会带有点政治色彩。从人性角度来看，任何团体，一旦有利可图，都会参与高层政治，插手国家管理。以复社为例，其初不过一个文人切磋技艺的做题会，本不涉及政治活动。但明末清初社会巨变，复社的文人士子无法专心于八股，他们也每每在酒酣耳热之际，裁量人物，抨击朝政。清代的万斯同评价复社，说它：
“一时声气翕集，往往毁誉时政，裁量公卿，以故岩廊之士，亦避其讽议。”
崇祯三年，复社领袖张溥和他的社员吴伟业、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等同时中举，隔年张溥又与吴伟业中进士，改庶吉士，实际上就是实习内阁成员。虽说张溥初登仕途，但由于其复社领袖的地位，竟然对朝政指点江山。《明史》曾记载他“声气日广，交游通朝右，品题甲乙，颇能荣辱”。得意之形跃然纸上。
张溥为培植势力，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不遗余力地奖进门人弟子。每逢科考时，有公荐，有转荐，有独荐。甚至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出任首辅，也与张溥、钱谦益、吴昌时等复社成员的密谋有关。
文社除了在科举取士中培植自己的势利外，还有一种途径可以左右朝政，那就是京查制度。《明史·职官志》记载：
“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闲住、为民者有差，其册奏请，谓之京察。”
政府规定四品及以上官员，在政治考核的时候，采用的是“自陈”，即主动向皇上奏请的方式，向天庭表明自己是否恪尽职守；五品及五品以下官员则采用一种“堂审”，也就是由“吏部及都察院会同所属部门的官员共同考察。”
毫无疑问，以上这两种考核方式人为操作的空间都很大。实际操作中，也往往流于形式，沦为党派相互顷轧的工具。考核官们往往对自己党派的官员“放水”，对敌对党派势力的官员“苛察”。《明史》记载：
“隆庆元年杨博掌京察，山西人无下考者，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劾博挟私愤，庇乡里。”
杨博对自己老家山西的官员年度考核时网开一面，已经招致吏部的不满了。
复社首领张溥有次给了内阁首辅周延儒一个册子，上面写满了人名，有的要大用，有的要罢官，而周延儒迫于被他握住把柄，居然勉为其难的尽数照办。这就不免有干进以至乱政的迹象了。
<六>结束
清顺治九年，礼部颁布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顺治十六年，朝廷又降谕：“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著严行禁止。以后有犯者，该学臣即行黜革参奏，学臣徇隐，事发一体治罪。”
雍正三年，朝廷又下谕旨：”嗣后如有生监人等，假托文会，结盟聚党，纵酒呼卢者，该地方官即拿究申革，其有远集各州府县之人，标立社名，论年序谱，指日盟心，放僻为非者，照奸徒结盟律，分别首从治罪。”
清廷政府对文人结社大加打击，自此诗社、文社慢慢淡出历史的视野。但是有清一代的会社并未消亡，只是数量太少，影响有限。至道光以后，社会动荡，政府对会社的管理有所松懈，各种学社、学会、社团才得以重拾生机。这期间有“宣南诗社”和“南社”最为著名。但限于时势，清末的会社事业已与明代会社的繁荣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了。
参考资料：
李玉栓《中国古代的社、结社与文人结社》，社会科学2012年第三期。
郭英德《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四期。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邓洪波《随地举会，归之书院：明代讲会之发展趋势》，湖南大学学报。
卢连梅《明代书院讲会制度的发展和特征》，史学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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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转自公众号：数沙社（shushash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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