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一首诗评奖的经历。有朋友惊叹说：“怎么会这样！”其实，事情本来就这样，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一个时代，一群人，为了行程或者维护一种他们想要的秩序，总会想方设法突出一些人物和事情，然后又遮蔽一些人和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因为这个想法，我想起了一篇小说幕后的故事，今天，倒不妨花一会儿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们说起汪曾祺，很多人都会觉得汪曾祺是一个文学大师，有人称他是最后一个士大夫。很多读者喜欢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行云流水，仿佛一只画笔在点染着一个他内心的世界。举重若轻，轻轻巧巧，一个散发着民国气息的世界，几个具有传统风骨的中国人就站在我们面前了。
但是，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八十年代初，汪曾祺的名作《受戒》会差一点胎死腹中。照理当然不会，汪曾祺四十年代已经成名，建国后，作品虽然不多，断断续续也还有，由他改编的京剧《沙家浜》更是曾经风靡全国。至今，还经常有人演唱的阿庆嫂“智斗”一段就出自汪曾祺之手。一个有才华的成名作家，写了一篇新的杰作，发表不了。怎么可能？
其实，这件事情，只要我们稍微联想一下当时的文学环境，就觉得实在是理所当然。当时，虽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是，文学创作仍然强调“为工农兵服务”，要求塑造工农兵英雄，表现阶级斗争的主题。可《受戒》写的是什么呢？抗战前夕，如诗如画的旧中国农村，人情淳朴美好，英子的父亲靠一个人的劳动足以养家糊口，英子的母亲每天热心地义务给远远近近将要成为新娘子的姑娘帮忙。而且，在这样的环境里，明海，一个小和尚，竟然丝毫没有受到封建思想和宗教思想的毒害，和小英子之间发生了那么一段纯洁美好的爱情。世界那么完美，人性那么健康，为什么让它存在在旧中国，当时的读者看了会怎么想？
因此，《受戒》的发表，就有了一段曲折的经历。小说写完后，汪曾祺投了几次稿，想试探一下当时文坛早春的气息，结果，投稿几次都如石沉大海，汪曾祺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确实如鲁迅当年所说，吟罢低眉无处写，已经放弃了发表的想法。
事有凑巧，时任《北京文学》主编的李清泉，偶然听到汪曾祺的一个同事聊起这篇小说，就托汪曾祺的同事找来看看。当他看到这篇小说的手稿时，汪曾祺还在旁边写了一句话：“这样的作品，现在是无处发表的。”李清泉很为这篇作品打动，但要发表这篇作品，确实有很大的思想压力。据李清泉后来回忆，直到刊物排版之前，他才终于下定决心，抽掉了原来一篇作品，换上了汪曾祺的《受戒》。
《受戒》发表之后，可以说引起了轰动性的反响。但是，很多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八十年代，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评奖，从来没有这篇小说什么事情。后来，汪曾祺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坛已经实在无法忽视他的存在，才不得不表彰一下他的另外一篇小说《大淖记事》。毕竟，它表现的是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也控诉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嘛。
平心而论，文学评奖在发现优秀作品，推荐优秀作品方面，确实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一篇作品是否优秀，从来都不是文学评奖能够说了算的。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品，在当时不仅没有受到过官方或者主流文学界的褒扬，反而常常受到这样那样的压抑，四大名著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就是禁书吗？今天，八十年代初期许多获奖作品早已折戟沉沙、烟消云散了，《受戒》依然还受到无数读者喜爱，不过是这种规律的又一次重演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