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我阅读了两本村上春树的书，一本是《且听风吟》，另一本是《刺杀骑士团长》。很是巧合，第一本书是他的处女作，让他从默默无闻的爵士酒吧小老板成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而第二本则是先前被东京时报点评“村上春树魔力不再”的《刺杀骑士团长》。
看完这两本书，我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奥登诗里描绘的那种状态“天色渐晚，有人会来眷顾我们吗？难道我们仅仅是根本就不再被人需要？”，被搁置的手机屏幕一下午都未曾亮起，没有一条通知，一条信息，就像这个世界只有我，或者说，没有我。
所以有学者评论村上的小说“消解了人生和世界的意义，从而使个人陷入无聊且虚无的生活中，以寻求自我的安慰。这种悲观厌世的思想缺乏战斗力，极易引起人的意志的消沉和人本身的堕落。”
就像看惯了王家卫电影里的腔调——“5月1日过25岁生日，吃了30个凤梨罐头，然后一个晚上看了两部粤语片，吃了四份沙拉”。
这种深夜时分的孤独感和距离感让我们很难在第二天的黎明拥有拥抱阳光的冲动，人间不值得，生命中一切都是晦暗无力的存在。
无论是《且听风吟》中终日徘徊不定，怀揣虚无作家梦想的鼠，还是《刺杀骑士团长》里缺乏亲情滋养，总是纠结乳房大小的秋川真理惠，或是《挪威的森林》里在阿美寮逃避现实四季的直子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村上春树都塑造了一种消极避世的青年形象，他们迷惘、孤独、焦虑、自我怀疑、终日惶恐，伴随着的就是失语、自杀、抑郁症……
在他的小说里，酒吧取代了家庭，主人公永远是丧父丧母，要不然就是在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情色取代了政治，不过这一点在《刺杀骑士团长》一书里终于有所好转，肖像画终于开始作为历史与文学的隐喻出现；浑浑噩噩取代了轰轰烈烈，人生的意义总是在茫然的现实之中浮现它狭隘的一角，迅速消亡，最终人会走向逃离，走向妥协是小说不变的主旋律。
有人说，后工业时代引起的传统家庭功能的丧失、集体感降低、商品化的人际关系让日本青年一代缺乏归属感和依赖感，难以在交往关系中被认同，让他们不知所措。也有人说，是二战后，学生运动和安保运动失败留下的历史创伤给青年一代造成了精神危机。
《挪威的森林》在04年的时候，中国译本的销量就达到了150万册，《刺杀骑士团长》在日本上市前3天就卖了47.8万册。
我时常想，我们青年人作为最富有生命力的一代，怎么就沉陷在“丧文化”里出不来了呢？
青年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太小，小到不能够去承担什么家庭社会的责任，小到叽叽喳喳几句艺术、文学、政治要遭“大人”耻笑，小到做梦时也要想想北岛的诗——“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
于是，十几二十岁的我们在村上的小说中找到了压抑的痛感、萌芽的性欲、流浪的快感。每一次看到主人公面对新生世界的迷茫和无力，面对男女情爱的随意和困顿，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我们都获得了同时自我安慰的机会。村上仿佛在不断用这种冷漠的、不负责任的笔触告诫读者，这个世界充满无数幸遇，也充满了和它相同数量的绝望。
“任何事物都有光明面。哪怕云层再厚，背面也银光闪闪。”
“一一绕道云层背面去看也够麻烦的。”
自视甚轻的青年人，也正是深信了这种绝望的人。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我们在故宫看到的二十米长的手卷《千里江山图》，其是王希孟十八岁时候的作品；米开朗基罗雕刻《圣母和耶稣》的时候仅23岁，雕刻大卫的时候也就26岁；德拉克洛瓦是23岁画成的《但丁小舟》；毕加索最迷人的玫瑰色时期也是二十岁上下。今天，很多青年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生存在绝望里，却愿意主动去拥抱绝望，拥抱忧郁，拥抱“佛系养老”，“拥抱“丧偶式婚姻”，就是不愿意去承认成熟和责任。
其实作家村上春树冷漠笔触背后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在《无比芜杂的心情》中提及自己文学创作的最高追求乃是“在漆黑寒夜里，大家分享体温一样温暖的小说”。
这样的温度，在《挪威的森林》里有——“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所以在直子死后，“我”像吉普赛人那样自我流放后归来，给久违的绿子打了电话，与现实重新连接。因为在渡边眼中，活着就是要选择能够让自己活下去的道路。
这样的温度，在《刺杀骑士团长》里有——“较之无可撼摇的真相，我更想选择有撼摇余地的可能性”，所以即使有查清真理惠真实身份的能力，习惯孤独的免色君也不愿获取真相，宁愿在白色豪宅里继续用高倍望远镜观望女孩的房间，唯一恳求“我”的，竟是画一幅可能是他女儿的肖像。还有《且听风吟》中在唱片店卖CD的四指女子，出乎意料的自信豁达——“没有小指，也就是别的女孩意识到自己脖子粗些或小腿汗毛黑些的那种程度吧”……
他的文字，原是透过死亡的绝望看到生命的希望，透过现实物质世界的失衡看到人类精神世界的危机，透过疏离冷漠的人际关系看到人际尚存的温暖和爱，透过女性敏感脆弱痛苦的一面看见当代女性对自我空间的建构和自我价值的追求实现。
可是青年读者们，你们看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