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挑一个词来描述当下人们的焦虑状态，“中产阶级”无疑是最合适的。
“中产阶级”原本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指代那些政治、经济地位处于社会中游的群体。这个阶层的“中间性”必然使它成为最适合多数人存在的层级，但对“平庸”与生俱来的恐惧却使大家对这个标签唯恐避之不及。于是，在中国，“中产阶级”成了一切烦恼和不如意的代名词，它意味着需要房而买不起房，意味着随时面临失业的窘境，意味着高物欲和低收入之间可笑的差距，也意味着惶惶不安的玻璃心。
很多人认为中产阶级面临的现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产物，但其实，无论何种社会体制下的中产阶级，都会遭遇同样的难题。新概念英语中有一篇名为《The double life of Alfred Bloggs》的文章，描述的就是上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主人公Alfred Bloggs是某公司的一名清洁工，尽管他的薪水是普通职员收入的两倍，但他却时常为自己的职业身份感到羞愧。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每天伪装成公司职员离家工作，并隐瞒了妻子长达两年时间。最终，他找到了一份白领职员的工作，并因此放弃了一半的薪水。
中产阶级似乎是最在乎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群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足以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上流社会的差距，同时又促使他们极力与贫民阶级划清界限。在《格调》一书中，保罗·福赛尔将中产阶级视为最平庸、最无趣的一群人。他们极其在乎别人的看法，既恐惧权力又崇尚权力；他们缺乏社会根基，不得不为了保住工作而在职场上“去个性化”的生存；他们强烈渴求社会认同，并喜欢通过加入各类社群和“买买买”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不安定感使他们患上了“习惯性自嘲”，并心醉神迷地充当自己最忠实的听众。
一个喜欢读书品酒的白领员工和一个热衷淘宝网游的蓝领主管或许拥有同样的收入，但他们显然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社会等级的评价遵循“就低不就高”原则，即个别评价指标的上升并不能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而某一项评价指标的下滑却会导致个人社会地位的整体下降。这一准则不仅适用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也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当今的中国社会。刻薄地说，我们发明出“暴发户”、“拆迁户”这样的特有名词，就是为了隐晦地羞辱那些经济富足但毫无格调的群体。
与之相对的则是“小资”、“文艺青年”等标签的出现。为了弥补经济地位上的缺失，这些人将努力的重点放在了生活品味和个人修养上。他们读萨特和王小波，崇尚轻食主义并热衷于健身，热爱旅行但极少发朋友圈，享受独处而厌恶聚会……尽管精神上的修行并不能使他们从实质上脱离中产，但多少能制造一种假象，使他们误以为自己正走在脱离中产的路上。
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阶层固化似乎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保罗·福赛尔在《格调》中明确指出，我们一生都无法从我们出身的阶层逃离，哪怕是把他的整本“社会等级指南”都背下来也无济于事。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人品性、习惯甚至价值观的形成深受家族的影响，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特立独行，也始终无法逃脱家族基因对你的潜在控制。而这些要素，恰恰也是决定某个人阶级地位的关键指标。
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下，阶层下滑似乎比阶层上升要更容易些，这大概也是导致中产阶级恐慌的主要原因。贫民阶层不仅预示着经济上的拮据，更意味着自由和自尊和缺失。当然，这仅仅是中产阶级扒着井沿儿向下看的假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贫民阶级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表面的失败者。因为在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时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整个社会都已陷入到沉沦的过程中，呈现出贫民化的趋势。
最明显的莫过于大众消费者品味的低俗化。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音传媒，决定其能否获利的首要因素不再是产品质量，而是其流行度和市场潜力。似乎越是《致low逼》、《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样俗不可耐的标题，越能获得喜闻乐见的收效。为了提高观众和读者的接受度，经验丰富的老戏骨被换成了只会对口型的"花瓶"，传统的分段式阅读被"一句一行"的碎片化阅读取代。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仅成为媒体牟利的手段，更是得到了受众人群的一致默许。
另一个显著的贫民化信号则是目前在商场和餐厅广泛流行的自助服务。当Zara、H&M这样的时尚快消品牌以一种“Outlets”的销售模式造访中国时，中产阶级们简直沸腾得要爆炸了。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此摆脱导购们的絮絮叨叨，更预示着每个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霸占一个试衣间，将店里所有心仪的衣服试上一整天。按照保罗·福赛尔在《格调》中的观点，“贫民喜欢这种做法，是因为它将买卖交易过程中遭人羞辱的危险降到了最低。”通俗点说，中产阶级要的不仅是“试了不买”的权力，更要求“在此基础上不遭受白眼和嘲笑”的权力。
所以，对于社会地位一事，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恐慌，即使我们不做任何努力，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跟随社会发展的浪潮一起跌入贫民阶层。这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如果真的能够让所有人都退化到贫民阶层，人们的舒适度和幸福感会不会更强一些？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在是否能消除阶级制度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却始终持有不同的观点。前社会主义者威廉·巴列特在回顾美国社会变革时就曾表示：“‘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相比之下，这种等级结构或许更为隐晦，而人们暧昧不明的态度则恰好是对这一现实的最好佐证。
尽管每个公民都喜欢在政府面前高举“自由平等”的大旗，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似乎更享受与众不同带来的差异感。于是，一个怪圈就这样产生了：当“锥子脸”成为当代美女的主要标志时，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整形去追求相貌上的“平等”待遇。尽管人们的初衷是通过整形提升自己的“相貌地位”，进而拉大与他人的差距，实际导致的结果却是使所有人都变得相貌平平。
从这个角度来看，贫民化趋势虽然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却是消除个体差距的最直接手段。“共同富裕”似乎不再是无产阶级画出来的“大饼”，只要底层人民拼命地把脑袋上方的腿往下拽，把“共同”这个目标实现了，“富裕”也就指日可待了。说来说去，上层人民有井沿儿可扒，底层人民有大腿可拽，最迷茫的还是被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其实，在大众品味急剧下滑的贫民化时代，能保住中产阶级的地位就称得上是最基本的胜利。起码我们还有品味和情怀，还愿意去国贸割肉喝一顿下午茶，到日本惬意地赏雪看花，要知道，那些已经沦为贫民的“前中产”，早就连这点雅致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