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重点：
孝秦孝公对卫鞅的信任与授权
从秦孝公为卫鞅开府所做的努力看其谋略
秦国是幸运的,卫鞅与秦孝公生于同一个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一个君臣关系像他们一样,君对臣是如此信任,臣对君是如此衷心,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强大的秦帝国,也共同缔造了中国的历史。
在卫鞅之前，秦献公已经在秦国推行新政，这种新政的实质就是变法。在秦献公的努力下，新旧贵族之间，渐渐形成合力，枪口一致对外，大家在变法中均得到实利，而秦献公新政的实际掌管者就是甘龙。
在秦献公的规划中，秦国的变法是循序渐进，秦国法律体系更多还处于人治的探索环节，法律的作用尚且不能起到绝对限制贵族们的权限。这就决定了甘龙对变法的态度，是沿袭着秦献公之国策而推行，这也决定了甘龙的变法属于改良式变法，而卫鞅的变法属于大破大立，两人的路线是截然不同的。
甘龙是秦国政治的第三股力量，秦孝公与卫鞅及各县新县令为变法强秦的拥护者，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制而反对变法，甘龙则是主张有限变法。这不得不说到治国主张的分歧，甘龙与孝公对秦国都有清醒的认识，知道秦国不推行新政无法强大，所以孝公发出“求贤令”，以求秦国强大，恢复穆公霸业，然而“求贤令”招来的法魏国士子卫鞅，竟然要彻底变法强秦！秦孝公图强图变，拉拢赢虔，与没有根基的变法大臣卫鞅形成三足鼎立的权力框架，权力变法。至此甘龙与孝公政治治国主张分歧，甘龙偏向秦国老士族，成为变法最大的阻碍力量。
当然，甘龙的政治初衷，与卫鞅相同，目的都是让秦国强大起来。甘龙本身对儒家学说研究透彻，对拉帮结派的能力，和对人际关系的处置能力，相对来说要比卫鞅要优秀，秦国新旧贵族最终便都围绕在甘龙身边，特别是在秦献公逝世秦孝公继位后，甘龙的地位越显重要。
甘龙非赢姓王族成员，却成为秦国根基之所在，即老世族集团们的发言人，就足能体现甘龙的政治调控能力。因此对于变法，卫鞅可以推翻重来，甘龙却不能。甘龙既要维持秦国稳定大势，又要平息国内矛盾，同时还要保持自己家族的利益。卫鞅可以重罚赢虔以护法，甘龙却绝不可能如此维护法制，这就是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