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帮会充斥的社会。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描述西安青帮情况说：“在西安之分布，似极普遍，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之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人会参加其活动者。”
因此，这种情况让中共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接管好城乡，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住帮会，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而且有些帮会之人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出了力，比如在上海，杜月笙虽然离沪赴港，但关照徒弟安分守己。在四川，袍哥首领之一、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合另两名袍哥首领即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潘文华等在彭县起义，并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成都。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群众控诉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罪恶的大会
但是也有些人与国民党大陆残余势力及土匪互相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主力自黔入川进滇。潜伏在贵州的国民党匪特乘机利用其掌握的哥老会、袍哥等组织和民间枪支，发动叛乱。
正是因为在1950年10月前，一些“会道门”尚不在镇压之列，国民党特务将重心转到“利用民众之迷信心理，拉拢帮会”，“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的暴动屠杀行为”上来，许多“会道门”组织实际上已被国民党特务直接控制，变成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工具。
1950年夏天，“一贯道”在北京盛传“天安门石狮流泪，鼓楼冒烟，天下将大乱”的谣言，一度闹得舆论大哗。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冬天，“一贯道”在各地造谣说：“大劫已经来了，十月十五日血染鸭绿江，惹怒了美国，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父不能见子，子不能见父，哀鸿遍野。”为了进一步制造恐怖气氛，“一贯道”还派人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化妆骚扰。有的将捉到的麻雀或其他物品，涂上硫磺，点燃后投掷到群众的院子里，制造所谓“蓝火弹”；有的用红布包裹手电筒，在夜间打开乱照，说是“红火弹”；还有的布置人头戴假面具，手戴铁爪子，深夜到群众的窗户上乱抓乱喊乱叫，吓唬群众，说什么“妖魔出世了”。一时间，一些地区被搅得人心惶惶，气氛恐怖，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1950年10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将打击“会道门”中的特务比喻为“肉中刺”，弄不好就会伤肉。刘少奇随后在公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一贯道”“参加的人不一定为了反革命，但你跟着造谣，跟着暴动，就是犯罪。……一定要正面反对，公开反对，抓他的头子”。
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中南海，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
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会道门”的高潮。到1951年5月，西北就有10万会众宣布退道，有的帮会如青帮、洪门“无形解体”，有的如“世界红字会中华总会”于1953年2月自动声明“因不合社会需要”而解散，曾在西南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组织最终解体。
在“会道门”中有一定职位的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集中学习二十余日，此后在土改、“三反”“五反”等各种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被改造的对象。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会道门”领袖的“自白”或“悔过书”是少不了的，大部分是揭发“会道门”的罪恶。比如北京觉悟了的女三才（“一贯道”中三个未成年孩子用“扶乩”的把戏骗人）王淑清上台控诉“一贯道”说：我们本来有两个买卖，两处房产，家境小康，这十几年来立佛堂、请大仙、孝敬张光璧（“一贯道”第十八代祖师），家道一年年没落，母亲病了没钱看病，“一贯道”就看不起我们了，师母也抛弃了我们，不承认我们是道徒，气死了我母亲，父亲患了神经病，丢下8个孩子奔往他乡，生死不知，孩子只好靠卖花生、洗衣服糊口……
与此同时，剿匪工作也在全国展开。从1950年1月至7月，西北军区对西北5省股匪展开全面清剿。到1953年7月，西北地区大规模剿匪作战结束，股匪和残余散匪基本肃清。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会道门”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比如吸毒贩毒、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已不复存在。
其实，中共与帮会打交道的历史由来已久。从我党诞生之日起到新中国成立，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先后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关帮会的政策和策略，但基本上以限制和改造为主。而帮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起过促进作用也产生过破坏。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就与哥老会等各类帮会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老一辈革命家贺龙，他在1928年“两把菜刀闹革命”，其追随者就全是他手下的袍哥（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兄弟。斯诺《西行漫记》写道：“红军说，他（贺龙，编者注）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哪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哥老会的规矩和黑话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的‘辈分’最高，因此据说不止一次把一个地方哥老会的全部兄弟收编进红军。”
1951年，镇压反革命期间，上海申新一厂女纠察队员
陕北哥老会保护刘志丹
清军入关后，中国社会涌现出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帮会组织，大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自称“汉留”，在长江中下游则称“红帮”。它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为了反清的政治需要，也为了联络和引导哥老会，大力宣传哥老会是太平天国李秀成、李世贤等派洪门中人潜入湘军而创立的。民国年间，洪门、青帮与哥老会互相渗透与融合，一些帮会中人也竭力宣扬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为反清复明首创，以便壮大力量。
1860年,左宗棠为了镇压“回民叛乱”驻军陕甘宁,哥老会趁势在这一地区迅速扩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哥老会从中起到了积极的主导作用，其势力迅猛成长。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北地区饥荒肆虐，导致更多的人为了生存而加入哥老会。
随着国共合作的崩溃，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经过长征逐渐转移到陕北、甘肃边界的山区。在根据地建设及游击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处处同哥老会打交道。刘志丹的活动充分显示了革命家是怎样突破白色恐怖的包围而扎根于革命根据地的。
1928年秋，刘志丹回到陕北永宁山寨子时，首先就找到保安县号称码头山龙头大爷的马海旺，住在他家，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新思想。刘志丹本人也加入了哥老会,成为心腹(心一)大爷,并动员了哥老会的关系网,这对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从此，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哥老会组织，劫富济贫活动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经常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互相配合。此后马海旺几次保护刘志丹并帮助其渡过了难关。
谢子长与刘志丹
1930年9月，刘志丹在石峁湾练兵时，所需粮饷，大部分是马海旺提供的。1931年到1932年，马海旺受刘志丹、谢子长的委托，先后3次去延安利用哥老会龙头大爷的关系购买了枪支弹药。第一次买回马拐枪、八音子枪各10把。第二次买回22排长枪子弹和60发冲锋枪子弹。第三次买回80多发步枪子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1年，永宁山党支部被破坏后，马海旺利用乡民团的力量，在吕家沟保安县民团修械厂，为刘、谢两人的工农红军修过20多支枪。1933年，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刘志丹等人回保安，又住在马海旺家，得到了马海旺的帮助。
陕甘宁的早期共产党和游击队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只能借助传统的会党给自身活动定位。虽然他们拥有共产主义理念,但是农民对他们的认识却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土匪”,认为其与一般只靠掠夺谋生的土匪没有多大区别。当时党内的一个文件批评了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农民只知道有“刘大人”(刘志丹)、“谢大人”(谢子长)的军队,却不晓得有“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现象。
哥老会在陕甘苏区开山堂
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撤出江西开始长征时，目的地是贵州山区或四川西部的西康省，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甘肃哈达铺后，毛泽东等从报纸上获知“陕北有个刘志丹”，于是决定到陕北去与陕北红军会师。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先头部队感到这里应该是革命根据地。随后，红军战士发现一孔窑洞门口挂着一块牌子——“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战士们马上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涌上心头，许多人兴奋地欢呼“到家了！”
陕甘根据地部分人员合影
会师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对哥老会全面政治化的方针。1936年,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共中央发布《哥老会宣言》和《哥老会指示》,这是关于哥老会政治化的核心文件。《宣言》首先发表在党的机关报《斗争》上,这个文件号召哥老会联共抗日,并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政治动员。
《哥老会宣言》说，陕北革命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组织，始终受到压迫，被视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劫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完全相同。我们要共抱义气，共赴国难……
《哥老会指示》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除一般的对哥老会首领与群众进行宣传与鼓动工作外，必须：（甲）注意物色与哥老会有关系的人物，最好是从前曾经参加过哥老会的同志或革命群众，首先同哥老会中的龙头大爷，特别是豪杰尚义之士，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并传达苏维埃对于哥老会的态度。（乙）鼓励与帮助哥老会中进步的优秀的分子，利用开山堂等方法，取得某一地区的哥老会的领导权，使他们担负起转变哥老会为革命的群众组织与领导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吸收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加入共产党。（丙）选择干练的同志直接加入哥老会，去从内部进行工作，使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丁）对哥老会中有威望的龙头大爷以及一切旧道德旧习惯或宗教仪式，应采取慎重的与耐心的态度……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站不住脚的英雄好汉……
1936年10月,哥老会到志丹县马头山“开山堂”,正式成立了“江湖抗日救国会”。马海旺被选为抗日救国会副主任。为了把这次代表大会开好，马海旺从自己家中拿出两石多粮食作为代表伙食。在他的带动下，所有哥老会成员都争着捐献粮饷。7天会议，1000多人的吃住都是由马海旺负责解决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当时,中共想让曾经加入哥老会的党员参与,即使不是哥老会成员,也让他们以党和苏维埃政府代表的名义参与开山堂,以便领导并掌握开山堂，使其成为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1937年,也就是哥老会在苏维埃地区得到合法保障、活动得到认可的一年之后,中共对哥老会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原因主要是:哥老会成员“出问题了”。
红军游击队需要去动员一般大众，参加红军。而这个“扩红”任务非常艰巨,于是我党的一些党政工作者只想通过哥老会龙头大爷来解决这个难题。这样的工作态度造成的不良后果是:游击队的人数增加了,其成分却极其不好。如甘肃的环县、悦乐、唐台子(庆阳)、华池等地的游击队就是靠哥老会成员滥竽充数的。结果,哥老会公开招收新会员,在部队里开秘密会议,甚至宣称是哥老会在领导共产党。另外，游击队员频繁违反纪律，甚至还发生“叛变”的严重事件。环县的情况尤其严峻,在11个游击队中,有10个走上了叛变的道路。
作为哥老会的独立武装组织,“江湖抗日救国会”的活动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一武装组织自马头山开山堂以来主要在国民党地区活动,他们在纪律方面极为散漫。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周恩来“劳山遇险”事件。
1937年4月，周恩来为了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再次赴西安。4月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
延安与甘泉（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有座森林密布的劳山。土匪埋伏在山上，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爬上山坡，就遭到突然袭击，轮胎被打破，子弹铺天盖地而来。卡车上的战士多是跟随周恩来长征过来的，英勇善战，但是，卡车是暴露目标，我方又只配备驳壳枪，敌人在三面山上，居高临下，火力很强。我方牺牲很大，陈有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四人脱险。后来得知这些被国民党利用的“政治土匪”恰恰正是哥老会势力。事发之后,陕甘苏区党委增派兵力,将200余名土匪剿灭。
限制与吸收
“劳山遇险”这次事件直接导致中共对延安地区哥老会活动的限制。在延安七里铺成立的“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延安分会”被边区政府解散，对哥老会的政策也向限制哥老会公开活动的方向发展。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传达了《关中分委关于哥老会工作的指示》:“停止开山堂、办香堂、放公事、立马头的办法,取消哥老会的招待处,取消哥老会公开活动的机会,使之不要扩大。”
从此，哥老会虽然可以在边区存在,但边区政府对哥老会采取了既不承认也不予以公开限制的态度。
内战期间，解放区的哥老会势力并没有出现特别的问题,因而得以一直存在。1948年甘肃省曲子县发生的事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7年12月,曲子县保安科通过便衣队员朱聚奎的报告,得到了曲子四乡的哥老会心一大爷张占山等7人开香堂和募集会员的情报。
经过10余天的观察,最终发现这些哥老会会员与国民党特务往来的事实以及哥老会分子辛义铭对土地改革存在不满等情况，遂将张占山、马德福、辛义铭三人逮捕。
由于没有明确禁止哥老会活动的法律规定,最终经县委讨论做出决定：对与国民党特务王振东(也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存在来往的马德福，实行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其参与哥老会活动的情况及与特务的关系,并让其起誓断绝与哥老会和特务的关系后,服了三个月的苦役。对除开设香堂以外未进行其他政治活动的张占山,虽然也通过群众大会揭露其参与哥老会的活动,但仅止于让其起誓在当地老老实实地生活。辛义铭因“政治问题”不明显暂时“保留决定”,待到政治问题明显表露时再做处罚。
反映陕北哥老会的电视剧《关中枪声》剧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展开，帮会这个“肉中刺”逐步被彻底清除。虽然帮会不尽同于黑社会，但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帮会因为自身的江湖气，难免要面对一样的结局：要么在新环境下失势，要么在改造中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