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医生，平常工作中，经常跟患者家属打交道。
别看我每天与家属打交道，但对于这个群体，近乎陌生。
直到我舅舅住院，当了一回家属，才有幸脱离医生身份，跳进患者家属圈里。
我舅舅年前被胰腺癌缠上了身，查出时，已伴有肝脏转移。学医的都懂，我这上一句叙述，意味着什么。
如果上天非得在我舅舅身上扔个癌症，我希望是甲状腺癌；就算不是甲状腺癌，哪怕是胃癌呢；无论如何，坚决不能是胰腺癌。
科里的老师听说了我舅舅的病情，毫无避讳地说，“像这种癌症晚期的病人，国家为什么不实行安乐死呢？”。
我嘴上没反对，但心里有个声音，“太狠了吧，那好歹是我舅舅，怎么能这样说？”。
我舅舅生命的最后20天，进入了我工作的医院，住下来对症治疗；住了1周，我舅妈认为效果不满意，想转往省城医院。
作为家族亲戚里，唯一具有医学背景的我，陪着我舅舅一家人前往本省最好的医院。
我舅舅在省城医院住院时，我照顾了他一晚上。
后来发现，那根本不是照顾，是遭罪，他在遭罪，我也在遭罪。
他被癌痛折磨得根本睡不着，哦，不对，我应当更换用词，癌痛折磨得连个给他“打盹”的机会都没有。
晚期癌症病人，身体乏力，消瘦得很厉害，他发出的任何字音都比平常低弱了很多。
晚上九点多，病房安静的时候，他说他要休息了，我扶着他慢慢躺下，他因身体原因，不能完全平躺，只能倚靠在摇高的病床一头。
他说休息的时候，我心想，“这下子好了，我也可以休息下了”。
过了十几分钟，他虚弱地喊着我的名字，我赶忙凑过去，问他“怎么了？”
汗滴在他脸上沁出，面部表情很艰难地挣扎在一处，他说，“疼，扶我起来坐会儿。”
我慢慢地扶着他的后背，把他撑坐起来，坐了十分钟，他又说，“他想要躺会儿。”我又慢慢地把他扶靠在病床上。
这个躺下—坐起—再坐起的动作，如同歌曲的单曲循环，循环了一晚上。
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根本无法安心入睡。大概估算下，我舅舅那一晚的睡眠，有效时间，累计不超1小时。我心中暗想，“妈蛋的，这比24小时夜班痛苦多了”。
我之所以没说白天，因为我白天没有照看他，剧烈的癌痛让他白天也是如此单曲循环。
联想起我妈告诉我的，说我舅舅一晚上、一晚上睡不好觉，我初次听到，觉得癌痛很正常嘛，这病就是这么痛苦。
当我亲眼见到时，我再也不敢说，“癌痛很正常”这句话。
那一晚上过后，我竟然觉得，科里的老师说对我舅舅实行安乐死，是多么具有人文关怀的事情。
因为“生不如死”这四个字，不仅仅只存在于成语字典中，它真实清晰地烙在了我舅舅身上。
我们来省城医院的目的，是因为我舅舅起黄特别厉害，想来省城医院，看有没有可以退黄的办法，延长我舅舅生命。
省城医院医生分析，若我舅舅的黄疸因肿瘤压迫胆道梗阻引起，可以放支架植入撑开，但若黄疸因严重的肝转移灶丧失了肝功能，无回天之术。
做了个胰腺胆管核磁，排除掉胆道梗阻引起的黄疸，我们回到家，等待着最黑暗的一刻到来。
回来医院上班后，同事问我这几天去哪了，我说明了情况。科里的几个医生说，“像这种疾病，既然已经知道最终的结局是人财俩空，就一直在家等着就对了”。
我哑然不语，我无法苟同，作为医生，面对肿瘤无法根治；但面对因肿瘤引起的并发症，例如：低蛋白血症、低钾血症、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我们大概还是可以勉勉强强应战。
身为患者家属，除了财富被消耗，心理还要被蹂躏千百遍，别的行业是花钱买享受；而医疗行业的特性决定了它是花钱与享受程度成严重反比的行业，没有之一。
身披白大褂，尽好自己的责，做好自己的事，只要不让我心累，我觉得我能在这个行业里一直干下去；但你若让我当患者家属，大概我当上的第一天就心累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