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Swansea小镇,有关鸡的物件是常见的居家摆设。当地人告诉我,这是繁荣与兴旺的象征。在新西兰北岛,如果你去Haruru Falls,会发现观瀑专用的停车场俨然成了鸡群的游乐地,泊车者不得不小心避让。在新西兰南岛Te Anau的一家牧场,主人在住宅旁辟出一块约五个足球场大的围栏,专门饲养他们的宠物,各种各样的羊、羊驼和鹿都有自己的名字,活脱脱一个童话里的动物世界。其中最不羁的当属那些漂亮的鸡了,连主人都不知道鸡宝宝是什么时候在哪个角落诞生的。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有位生物进化学家威廉•谬尔(William Muir)找了鸡做实验,来研究生产率的课题。
计算鸡的生产率很简单,数数鸡蛋就行了,但谬尔想知道如何提高鸡的生蛋率。于是他选择了一群普通的高产鸡,让这群鸡独自生存繁衍直到第六代。他又拣选了高产中的高产鸡,创建了对比组——”超级鸡群“,然后在每一代里,选择最高产的鸡来繁衍,同样到第六代。结果?普通鸡群大都身形结实,羽翼丰满,蛋的产量稳定增长。而超级鸡群只剩下了三只;那三只超级高产鸡把同组的鸡都啄死了。
这两组鸡都是近亲关系,然而实验结果令人咋舌。虽然这个组选实验受条件限制,但它揭示的现象无论在学界还是商界引发了诸多讨论和思考。譬如:个体生存的最大化与群体生存的关系,个体的表现与业绩对群体的表现与业绩的影响等等,甚至谬尔的实验还激发了“超级鸡模型”的创建,用于企业管理。还有人说:“我就在一家超级鸡公司工作”,也有人说:“我就生活在一个超级鸡国家”。
对于“生产率”,我懂得不多,因为对“率”或“律”一直心存恐惧。小时候,最怕在课堂被老师点名背“定理”、“定律”;知道π=3.14已很让我满足,绝不挑战自己去多记后面的位数。唯一对我的愚执给予理解和宽容的是我的一位恩师。他是位美国心理学家,现任美国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有次考试,我一点都不记得课堂上谈过、阅读材料里有印的某种“定义”,用自己的话胡扯几句了事。不曾想,他认为我讲得还算有道理,居然算我正确!不过,享受这样的宽容与纵容灭绝了我成为“超级鸡”的任何可能。
好在吃饱就喜,能玩就乐如我,“生产率”与“超级鸡”绝非我能搞得懂弄得明的。不过周末熬锅美味鸡汤倒是一门想做想学的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