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王贲率军攻打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标志着秦国一统天下，从此中国社会由分封制转向了君主集权制，史称“周秦之变”。
史学家张宏杰称“周秦之变”为“中国的生存逻辑转折点”，秦制的精华与糟粕深深烙印在后世每个人心中。
百代皆行秦政治，万年咸用始皇心，可秦帝国从建立到灭亡，只有短短十四年，如何能对中华民族有如此大的影响呢？
话说赵、魏、韩三家分晋标志着彬彬有礼的春秋时代结束，弱肉强食的战国拉开序幕，无力的周天子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存在。
战国之前农业工具大部分还是木石结构，所以粮食产量不高，人口稀少，城池稀疏。比如宋国和郑国之间有空地六邑，相当于今天三个县的面积，整整600年一直没人要。
但是到了战国，铁器普及，粮食产量翻了数倍，人口爆炸式增长，荒野开辟，各国的疆界开始连接，国土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讲礼法没有用，只能比拳头！变法图强成了各个诸侯国的主旋律。
魏国的李悝变法最早（公元前445年），其次是楚国的吴起变法（公元前386年），随后齐国邹忌（公元前357年）、秦国商鞅（公元356年）和韩国申不害（公元前355年）相继发动改革。
李悝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赏必行，罚必当”。他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李悝的举措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当兵的老传统，使底层老百姓也能参军入伍、拜将封侯。
他颁布了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成为六十年后商鞅变法的蓝本。
在魏国，国君魏文侯、宰相李悝、大将军吴起上下一心，共同打造了一只特种部队——魏武卒，成员要求:
“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
魏武卒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兵强将，战斗力极强。吴起带领魏武卒南征北战，创下“七十二战，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战绩。
公元389年，秦惠公欲夺回河西失地，发兵五十万伐魏，史称“阴晋之战”。结果被五万魏武卒猛揍了一顿，魏国占领泾河以东，立为河西郡。
秦国的地盘从洛河退缩到泾河一代，从春秋五霸之一跌落至落魄的关中小国，秦人自称“百年国恨”。
看到了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后实力大增、华丽逆袭，秦孝公也急切变法。此时正巧商鞅来到了栎阳（当时秦国的都城），开始创业之旅。
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上任左庶长，俨然是一个加强版的李悝，他的政令分三步。
第一步弱民:
“有道者治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他解散宗族，彻底粉了地方势力的生存基础。严厉打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鼓励亲人相互告发。把宗族变成一个个孤零零、无依无靠的个体。
第二步，给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指两条路，要么种田，要么打仗，颁布二十等军功制：“杀敌一人者，获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
最后，严刑峻法，告别“礼乐治天下”。一切政令的实施全凭“奖罚”，有功之人，可从一介布衣升至三公之列。
经过这一番变法，每个人不必服从父母，只需服从君王，把天下所有人打造成君王的附庸。泯灭个人意志，不允许独立人格存在。国家政令，百姓只能服从，没有批评的资格，没有夸奖的权利，正如黑格尔所说：
“中国人除了皇帝都是奴隶，没有自由人”。
有了李悝、吴起、邹忌、商鞅和申不害的大力推广，人们变得更加功利。
春秋时期的战争带有礼仪性，颇有欧洲中世纪骑士的风采，比如在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主张：
“不擒二毛，不重伤，不击半渡，不逐北，不鼓不成列”。
而商鞅攻打魏国时，却是诱骗敌将公子昂赴宴和谈，在会谈中趁机擒获，从而大破魏军。
人们愈加信奉“成王败寇”、”“兵者诡道”、“兵不厌诈”的信条。在战场上，绝无信义和仁义可言。
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开始迅速升级，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代，战争旷日持久且十分惨烈，为了胜利，不惜以屠杀来消灭敌国有生力量。
公元前293年（秦昭王十四年），秦军在伊阙龙门（今日河南洛阳）全歼韩魏联军24万人，史称“伊阙之战”。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二十六年），秦军深入楚国腹地，攻陷鄢（今湖北宜城）、郢（今湖北江陵），溺死10万楚军，史称“鄢郢之战”。
公元前273年（秦昭王三十四年），秦军在华阳（今河南新郑北）共斩杀魏赵联军15万 ，史称“华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昭王四十七年），秦军于长平（今日山西高平市）之战大败赵军，全歼45万，邯郸都城内的满目缟素，史称“长平之战”。
一场场战役杀敌人数之多，即使放置在世界古代史中也十分罕见。从此，关外六国再也无力对抗秦国的统一之路。
商鞅助秦完成了大业，同时也为天下人铸造了一个“帝王梦”，既然爵位可以自己挣，既然任何人都能称王称侯，何不富贵险中求，赌一把呢！
即便今日很多人仍会幻想穿越到古代当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的诱惑从古至今从未衰减。
陈胜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周文带兵冲进函谷关打到了骊山脚下，刘邦见到秦始皇的仪仗队，不禁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
公元前206年，汉中的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奇袭关中，变成了秦国的翻版，灭魏、赵、齐、西楚，沿着嬴政一统六国的路走了一遍。
一个秦帝国倒下了，无数个“秦始皇”站了起来。没有贵族的约束，没有地方宗族势力的掣肘，商鞅的变革让君王拥有了无限的权力。
到了汉武帝，严刑峻法，盐铁专营，北击匈奴，南服夷越，大肆修建宫殿，活脱脱的又是一位秦始皇。
自此两千年，司马家、赵家、杨家、李家、朱家、爱新觉罗，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之频繁，世界之罕见。
既然法家思想能让秦国战无不胜、一统天下，那么后世君王岂能弃之如敝履。秦朝灭亡后，商鞅和嬴政成了自私、刻薄、残暴的代名词，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兜售法家思想，但是董仲舒有办法。
董仲舒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设五经博士。但背地里却掺入韩非的主张“民之从主，如草木之应四时”，意思是皇帝永远正确、臣民绝对服从，这与孟子的“民贵君轻”、孔子的“君君臣臣”大相径庭。
法家思想披上儒家外衣，借尸还魂，大行其道，直至明清两朝发扬光大。
秦国通过二十等军功制笼络了所有将士，明清两朝又凭借科举制控制了所有文人。天下仅此两条路，一文一武，使得天下英才尽入帝王彀中。
随着琅琊王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的没落，中国再无贵族。皇帝一句话便可以使子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可以使人“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后世人无数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皆由此而生。
商鞅变法引起的周秦之变，作为历史上最剧烈的一次变革，在两千年前影响了中国的走向。宋代改革派王安石赞之、保守派司马光贬之，至今仍然难说对错，只能任由后世评说。
参考文献：
《商君书》 战国 商鞅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7年
《战国策》 汉 刘向 中华书局 2012年
《简读中国史》张宏杰 岳麓书社 2019年
《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 李开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