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属性定位问题都缠绕着广大的文学研究者，有的将其视为新闻的一个分支，有的将其认定为文体的一种。文体定位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阻塞了研究的深入，因此，在历时梳理的基础上对该文体进行一个知识考古式的探究就成了必要的步骤。简单粗暴地对报告文学进行某种不确切的认定都不该是严谨的论者该有的行径。传统文化、时代因素以及域外资源的推动作用都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以及发展不可或缺的。
一
不管是《现代汉语词典》，还是容纳量更大的《辞海》等汉语工具书，都将报告文学仅仅看作是散文的一种，而并未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文体类型。这一认定显然已被报告文学强大的文体实绩及影响力所消解，但释义本身却提醒了我们两点——一方面确证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则暗示了中国由来已久的散文及文学传统对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在谈及报告文学的历史源起时，除了最不被认同的“古已有之说”，其余几种都将这一文体的萌生同外来文学资源相挂钩，似乎传统的中国没有任何因素在孕育着报告文学的文体雏形。事实的景况显然没有观点的罗列这么简单，毕竟，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包孕着无数辉煌灿烂的文化典藏。即便是我们常常谈起的五四新文学，那种“断裂”与“再生”也远没有五四作家极力宣扬反传统的言论中所披露的那样激烈而完全。“如果说‘断裂’，那也是一种‘脐带式的断裂’；如果说‘再生’，那也是一种‘凤凰式的再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古已有之”的提法虽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它的存在至少提示了我们，文学研究的过程不应该是断裂式的将历史分割，而是应当从文体承传的视角来全方位地考察其源与流。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资源即便是没有很显在地呈示于报告文学的叙事过程，也有着较为隐蔽的积极影响。找寻中国报告文学的民族源流虽然为许多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者所不齿，传统资源的潜移默化却是深远的、无条件的。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深受时代与外来的影响，但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无疑才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赖以生成的土壤根基。这其中，“史传”与“诗骚”的文学精神、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及传统的散文、小说的纪游笔法等的直接效用相比于其他因素更加外显一些。
其一，“史传”与“诗骚”的文学精神对报告文学的品性导向。“凡小说家言，若无征实，则稗官不足以供史料；若一味征实，则自有正史可稽。”[]这是晚清重要的翻译小说家林纾所信奉的小说创作观念，它根源于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的确，对人、事、物、景、情等生活的真实作忠实而客观的反映与呈现，这是我国古代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习性。而“崇真”也是中国古代文章美学的几个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原则与规范，古人在作文品性上极力地高呼，应当做到“事信而不诞”。于是，“真实”便也被用作衡量文章好坏的重要标尺。这就不难理解，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会因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而被后世誉为“有良史之才”。从这个意义上讲，刻意地将报告文学同传统文艺资源之间撇清距离是不明智的，中国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品格事实上就是对古代“史家笔法”、“实录精神”的一种遥相呼应。而正如林纾在其小说观念当中论述的那样，假如报告文学作家一味地只是凸显纪实性，则会伤害到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的本质属性。“报告”与“文学”应该是两相协调、互为衬托的。
“史传”与“诗骚”向来被认定为是支配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历程中两种最为主要的文学精神。但就其数千年来的具体表现形态而言，它们既是隐在的文学精神，又是显在的文学形式。强调“史传”与“诗骚”传统对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我更多的是从文学的精神层面着眼，但也并不忽略其形式方面呈示出来的双向互动。正是一种历史责任的担当意识诱使着报告文学作家热衷于以较小的视角去折射时代的宏大，但狭小的艺术构筑中，相对单一化的视角选择唯独无疑只能将历史囿于个人有限的视野之内。“史传”传统总是敦促着报告文学作家在具体叙说的过程中时或抛弃视角人物转而以客观进行叙事，甚至是全知全能地站出来评判。实录性的春秋笔法与纪实体的叙事技巧早在古代中国就已经流行，单纯从这个方面来看，刘白羽等人会如此坚持“古已有之”的报告文学缘起论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
而“诗骚”传统则使得中国的报告文学家在文学本质属性上下更多的工夫，它强化的无疑是作者的主体性，尤其是主观的态度。引“诗骚”入报告文学，突出思想的喷薄、情感的流动、结构的奇巧与花样翻新等形式上的丰富和变化，这为中国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叙事文体的创作、接受与传播铺设了很好的传统前提。
必须指出的是，“史传”与“诗骚”对报告文学萌生及其后期成长过程的重要影响并非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并非是一部分作家作品借鉴“史传”，另一部分作家作品借鉴“诗骚”，而是一种共同性的介入。正是这两者的合力在某种程度上导向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纪实性与文学性，也确立起了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一些具体层面：“史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艺术上的合理想象，而“诗骚”的影响同样没有忘却报告文学叙事的基本职能。
其二，经世致用思想在现代报告文学文体的激烈回响。应当说，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文学理论当中一个基础而核心的重要问题。古典文艺中的“文以载道”，五四新文学中的“为人生”等观念即是最好的明证。这就意味着作家的文艺创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人的风花雪月，还应当对社会的人情冷暖给予足够的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忧国忧民意识事实上正是受到了儒家经典伦理——“经世致用”思想激荡的必然结果。
所谓的“经世致用”，顾名思义就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日常言行中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着眼于社会层出不穷的矛盾与冲突，运用自己的所学所思去面对并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际效果。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之所以将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追溯到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有着历史事实作为依据的。究其根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而这正是“经世致用”思想对于文学本身的功能需求。后起的知识分子则显然被这种经世精神所吸引，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明清之际，经学的倡导与学以经世的时代呼声相结合，从而形成通经致用的新学风。徐光启旗帜鲜明地主张为学“务求实用”，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陈子龙等编成《明经世文编》，而高攀龙则提出了“学者以天下为任”的理论主张。明末以来的社会动荡，至明清更迭时达于历史的极点。时代的急剧变迁，以及伴随而来的战乱频繁、经济萧条等不堪的局面，使整社会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于是自明万历末叶兴起的经世思潮，至清初获得了更加庞大的支持者而空前高涨，知识界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强音。明亡之初，南北诸经学家孙奇逢、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从事反清活动。当他们投笔从戎反清失败后，严酷的现实驱使知识界转而走向用著述救世，立足于“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现实，他们进行了沉痛的历史反思，以期“明学术，正人心”。或认为，“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经书乃是“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或对明末以来的社会积弊针砭，以“匡扶社稷”为“天下之公”。通经致用，学以经世，已成为知识分子们不约而同的共识，从而构成明末清初经学的主干。同时，在具体的做法上，“经世致用”者大多比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这样的态度恰恰也是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的对待报告文学的一种姿态。
近代知识分子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士”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已经大相径庭，知识结构与社会历史语境的急剧变迁导向了他们不一样的文学选择显得顺理成章。因此，虽然表面看起来，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在强调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用上与传统“文以载道”和“教化”等观念相差无几，但相比较而言，经世致用所提倡的有用于世更多的带有批判精神。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可以说，正是这种社会政治批判精神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精神，才使得“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同“文以载道”等划清了分野。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黄远生《外交部之厨子》等中国报告文学最开始阶段的代表作品明显带有的批判性特征则很好地彰显了“经世致用”思想对包括其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其三，传统的散文、小说的纪游笔法对萌生期报告文学形式上的示范作用。游记在中国传统文艺中源远流长，硕果累累。东汉时期马第伯所写作的《封禅仪记》被学界认定为中国最早的游记作品，由此开始，游记文体便成了各个时代不同文人作家难以割舍的文学选择。唐宋时期柳宗元、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文人墨客在游山玩水的同时所饱含的各种对于人间百态的纵深思考。而明清时期，徐霞客三十余年间走南闯北，徒步大半个中国所留下的“古今游记之最”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获得了后世不绝的赞誉。虽然该书更多的是一本地理学方面的作品，但是由于作者在展示外在景观与描写旅程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个性思想呈现于字里行间，“已具有一定的‘报告’成分”，所以其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同样不容忽视。“游记对作家自己内心世界的揭示，胜于对所描写的地区的揭示”[]，当代美国游记作家保罗．索罗将游记视为是一种“自传”不无道理。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游记，或是其他以旅行的方式来架构的散文、小说文本，事实上和西方“在路上”的小说模式异曲同工。“在路上”成了改变人物命运和生存方式的重要契机，而反过来，漫长的旅途则成了人物心灵的历程、作者情感抒发的凭借。旅行者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得以观察、思考、分析那些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进而获得一种新的人生感悟。许多本地人见惯不怪、熟视无睹的事物与问题，对于旅行者来说，却是新鲜的外在刺激，促使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社会、历史、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游并非简单的走马观花，而更多的是一种创作的心态，一种观察的眼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当然，纪游笔法结构起来的文本，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激变年代里能够担负的责任要明显地重于和平盛世的稳定时期。重大历史演变的目击者或是社会变迁的见证人使得中国文人由来已久的“补史之阙”的神圣职责得以强化。“在路上”的纪游方式使得旁观叙述者在扩大自身视野的同时，增强了文本更加实在的“史”的价值与意义。传统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方便于对广阔生活场景的直接展示，却也不自觉地对文本的真实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纪游笔法的限制视角无疑能够使得“感觉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获得相对的平衡。在具体处理的过程中，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没有被简单化处理——一方面以见闻录的形式获得视角的统一，另一方面叙述者又不时地突破单一化的视角，能动地站出来予以品头论足，明确表现的主题与主观的立场。
纪游笔法的流变与纳入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旅行者为小说的主要角色，并非始于晚清；但只有在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中，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并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起重要作用。”而日本学者川口浩曾经说过：“从Feuilleton到Reportage的推移，还是因为这些新型的旅行记而实现的。”的确，作为缘起于近代社会急剧变迁的新型文体，报告文学自然没有理由对这一重大文学笔法视而不见。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李奎的《环游地球新录》、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等报告文学早期作品，一望其题目便可知纪游笔法的明显渗入。而且，纪游笔法大量存在于报告文学，使得各类有意无意的“旅行者”应运而生，这对报告文学结构的整体感、叙事角度的转变，以及新的价值判断方式的确立，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中国报告文学产生的外来影响，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却是从民族自身文化当中衍生而来的。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深刻地导引了中国报告文学的近代发生。
二
“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
这是茅盾1937年2月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当中从创作客体、主体和受体三个角度对报告文学本体“特性”进行揭示的经典表述。考察的细致、全面一方面彰显了茅盾对报告文学文体足够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提示了我们进行报告文学文体研究所不可忽视的几个重要侧面。事实上，正如L·A·怀特在其《文化的科学》中所强调的一样：“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在其他任何一种系统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事物总是导源于另一种事物。”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除却中国传统文学源远流长的缓慢孕育之外，转型时代的文化选择、报纸等现代传媒的兴盛以及启蒙新民的政治需要等因素共同催生了报告文学在近代中国的破土而出。
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雷纳·韦勒克在其著名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为我们区分了文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力主的社会历史批评显然属于前者。80年代之后，这种批评方式日益受到贬斥，形式研究获得了极大的施展空间。在我看来，文本的创作同作者的人生经历、时代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复杂缠绕没有必要由于纯形式的文艺研究的兴盛而被完全剔除。“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文体的背后永远存在着深隐的原因。”报告文学作为一个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文体类型，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自然不能够对其外部环境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如果单纯地从客观角度来予以考察的话，近代中国之于报告文学源起的重要性就愈发的明显。毕竟，中国的近代的的确确就是茅盾所明确提及的那样一个“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
一、转型、激荡时代的文化选择是造就报告文学文体发生的时代基因。封建时代的中国，虽然其间王朝更迭甚为频繁，但经济、政治、文化等范畴一直都在世界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在彰显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性的同时，也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当历史的车轮磕磕绊绊地滚动到了19世纪，原本相对的安静祥和慢慢地滋生了动乱的因子。闭关锁国政策笼罩之下的封建中国在夜郎自大中消磨着风烛残年。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累积了足够的资本之后，终于渐渐露出了荼毒贪婪的本性，一方面对内残酷压迫劳动人民，榨取其血汗劳作，另一方面则对外恣意扩张侵略，抢夺资源与市场。不同制度、不同种族、不同国度之间的纷争明示了19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整个世界充满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越来越显得骚动不安。
很快地，西方的坚船利炮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始把目标瞄向了古老却又地大物博的封建中国。鸦片战争的炮火在造成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困境的同时，也警示了知识分子新的思考。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与人生。困窘的生活情状在诱发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的同时，却也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来源。战争形势的日新月异需要及时予以呈现，外来的进步观念、新生事物同样充斥于各种文体的日常表达之中。日益繁复的生活境况同文学叙述相对迟缓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如何采取更加稳妥的方式去应对，一时间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时代焦虑。报告文学短小精悍且反应迅速的文体特点在此时的中国恰恰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激荡的时代亟待新质的文体来适应其更新换代的速度，这便是报告文学应运而生的时代基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代社会历史语境的特殊性与报告文学文体特性上的暗合是导致其萌生的重要原因。失却了这样的时代文化选择与规约，失去了这样的土壤的培育，报告文学不可能在当时当地萌生，报告文学或许也就不是今天我们习见的模样。当然，这并不是说报告文学的创作者在其草创阶段就具备了足够清醒的文体意识，恰恰是不够完备的文体形态确证了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性造就。时代在选择了一个略微粗糙的文体方式之后，又是时代不断地雕琢着它的成长与壮大。
二、报纸等现代传媒的繁荣是报告文学文体承载与传播的必要凭借。“这种文学样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的。这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川口浩的理论研究文章在论及报告文学的发生条件时，明确了报告文学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近代传播媒介。事实上，茅盾在其论述中提到的“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也是着眼于报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毕竟，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客观地说，读者的阅读需要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相对而言是比较难以满足的。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传播媒介的匮乏。虽然造纸术与印刷术荣幸地跻身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但国人并没有很好地运用好这两个技术。纵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新闻”一词也早在唐代就见诸文章，但“实际上都是官方文件，并非新闻事业”，中国近代的新闻业发展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封建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秩序，大兴文字狱、焚书坑儒等愚民政策的有效实施很好地实现了对普通民众的精神控制，却也导致了原本能够强国利民的一系列先进技术最终做成了自己生命绝响的掘墓人。特别是火药在近代阶段的反戈一击，原本不可一世的封建统治者终于被迫放下了自己高傲的姿态。
资本主义的军事与经济侵略固然令人痛心疾首，但伴随而来的传教与文化殖民在愚弄、麻痹国民思想的同时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由中国传出去的印刷技术经由西人的不断探索已经日臻完美，而西人在中国办报的行径也刺激了国人的新闻梦想。封建王朝的被迫开放，反而造就了文化上一次新的开化与求新的浪潮。“他是中国历史上以报纸为讲坛，宣传变法图强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39，王韬之于中国近代新闻业发生发展的重要性完全可以由其创办的《循环日报》的影响力来予以传达。印刷业的快速确保了新闻的时效性，而报纸内容时代性的增强则使得新闻文体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效应，二者之间可算相得益彰。“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梁启超对自己创办的《时务报》在当时闻名遐迩的不无得意实属无可厚非。“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无疑也是历史进入近代的显性标志。”报纸媒介在那个年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的确，正如茅盾所言，“读者大众急不可耐”正是近代中国国民心态的真实写照。近现代转换时期的中国社会正由那种封闭落后的封建格局被迫走向逐步开放，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读者大众对于社会信息的期望也日益强烈。这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仅仅局限于安身立命的狭小诉求，但不乏由此去透视国家与世界局势、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在一个非正常的生活时期，人们时时都在为自己的生活环境操着心，为自己的安全操着心。所以，关心时局，关心有关的矛盾冲突和战争的一切消息，就是人们的一种实在的欲望了。”简单平面化的消息、通讯等当然可以直接满足普通读者大众的信息需要，但阅读过程中所获得的粗糙与干瘪的感受则不断胁迫着各种报刊在同西人与国人其他刊物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去修缮自我。而报告文学作为一种优化形态的新闻文体在当时无疑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竞争力与阅读受众群体。类似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李奎的《环游地球随录》等作品，复杂而重要的新闻事件的及时报道与人物描写、事件过程的翔实细致等初步体现出了报告文学新闻和文学的双重属性。文学生产的过程本来就包含着消费与接受的环节，否则完整意义上的文学链条就丧失了重要的组成部分。
曹聚仁在论述《晚清报章文学的兴起和它的背景》时写道：“就新闻记事来说，《上海新报》记载太平洋战争，《申报》记载台湾生番杀琉球人事件，记载法国攻安南侵密渡的战争，《时报》记载周有生案，记载大闹会审公堂案，备具报告文学的条件，大得读者爱好。”[]因此，我们说，正是由于“读者大众急不可耐”的心态与报纸等现代传媒的兴盛促成了报告文学的近代发生。
三、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启蒙新民的社会政治需要塑造了早期报告文学明显的政论性特征。意识形态对文化、文学的制约与引导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足为奇。中国近代文化的复杂特质事实上正是根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变革与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传播性的写作方式，自有其独特的文体功能。二者的内在暗合首先必须立足于知识分子主体意识觉醒的前提之下。思潮的引导总是无法将主体的努力搁置一旁。缺乏了主体的付出，任何思潮的掀起都将只是空穴来风。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去考察，报告文学作者的自我认定并非只是激荡多变时代毫无情绪的旁观者，而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参与者与担当者。在茅盾看来，报告文学的写作者的创作目的性很明显，那就是——“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解剖给读者大众看”，以达到唤起大众觉醒的深刻诉求。因此，现实政治上、社会上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人与事一时间成为萌生期报告文学取材的偏爱。“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胸中所欲言。”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界日渐明确的报告文学传播意识则成为中国早期报告文学作者“立言为公”博大胸怀的最好佐证。
那样一个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时代，充溢于文学作品字里行间的毫无疑问地都是强烈的危机意识。严酷的社会生存现状，唤醒的是先觉知识分子必要的审视与沉思。时代语境的风云变幻、国内的暗无天日以及外来文化的激荡都要求着一种迅疾反应的文体类型来承担文学的实录及批判功能。王纲解钮时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则提供了更加自由的言说空间。不管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新大陆游记》，还是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其中渗透的公共言说的批判意识都力透纸背。启蒙新民的政治需要与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历史担当之间的共谋使得报告文学在并不安分的近代应运而生并日渐成长。
三
近代文化转型固然是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生的重要内因，但复合视角的考辨要求我们同样不能够忽略外来文化营养的滋补作用。人的成长一方面源自于内里机体逐步而有序的蜕变，却也不得不依靠外来营养物足够的摄入。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和“西学东渐”不无联系，早期报告文学的文本也大多以纪游的方式来展示西方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此后其现代化进程更是离不开欧风美雨在理论及创作层面上的榜样与借鉴作用。
“西学东渐”一词最早见于容闳1909年写作的自传性作品《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的中文译名《西学东渐记》。两个版本的书题名之间表面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是传主容闳对其一生所生活时代的文化背景最确切的简练概括。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西方文化参与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即便到了现在，“西学东渐”仍然频繁地出现在人们描绘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纸面叙述中。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写实文学传统的民族，但现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与长成，“西学东渐”必定是不可绕过的话语场。
历史学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包含了明显的两个阶段：一是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到来所引起的西学浪潮；二是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这一历史时期东西文化的激荡。1605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辑著的《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第一阶段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时代的规训使得当时西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等自然科学方面。而且，封建统治者基于统治稳定长久的考虑，对这些西学作品的传播也进行了较大的限制，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有一定的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未能深入民间，自然也就谈不上很好地进行普及了。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登临中国，这一回，他们的态度急转直下地发生了剧变。殖民掠夺的野心催促下，他们以资本主义的残暴长驱直入，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以各种新式的传播媒介带来的西方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
鸦片战争的节节败退及英法联军炮火猛烈的外在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较大规模地涌向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的潮流涌动，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更多的是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新媒体以及少部分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相关书籍作品。不过，新兴传媒强大的辐射面已经警醒了国内知识分子思考与努力的自觉。“伴随着19世纪中后期政治集团提倡‘洋务’这一显性学习，域外文化的隐性传播在民间如一股暗流在涌动，这就是现代传播系统的中国化、现代传播媒介——报纸、出版、学校的扎根和萌芽。”
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清政府几十年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功归一篑。为了补救财政上的困难，封建王朝被迫给民族工业让出了一条发展的道路。而在帝国主义为争夺利益而大量投资的刺激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经济上的一抹亮色犹如指明灯一样照亮了晦暗的中国，面对着国破家亡的忧虑，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式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积极地创办报刊，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强学报》、《时务报》、《湘报》、《国闻报》等舆论造势先后出现；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力主施行改革，力图推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不仅限于经济、科技、军事等层面，也涉及到了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新探索。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同西学东渐之间的关系甚为密切。
文化层面的转变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了文学这一载体上。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的新闻通讯中，除单纯纪事的一类之外，还有着大量新式的纪游体作品。如王韬的《漫游随录》、黄小配在广州《南越报》上分57天连载的《五日风声》、梁启超1903年刊发的《新大陆游记》等即是当时旅行通讯的典型代表。从国际报告文学发生的历史来看，萌生期的报告文学大多就是这种形式的纪游体散文，如德国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的《环游世界的旅行记》、德国诗人海涅的《旅行杂记》、俄国作家安·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等作品。所以，我们说，发生期中国报告文学的纪游体式一方面既是对传统文艺的一种承传，另一方面则是对发生期国际报告文学的一种积极回应。包括《新大陆游记》在内的近代报告文学作品在对自然与社会风情进行描写的同时，睁眼看世界地对异域外邦作一番详尽的文化考察。其中蕴含的实录笔法、叙事角度的多变与从容以及富有思想性、批判性的真知灼见毋宁即是报告文学的典型文体形态。
西学东渐让原本万马齐喑的知识分子阶层终于有人因了春风般的沐浴而先行觉醒，他们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全面反思与付诸笔端，再加上报告文学所依托的报纸等新兴媒介强大的社会辐射面，一方面使得“打破铁屋子”的启蒙新民思想获得了很好的扩散，另一方面则使得报告文学在中国近代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它们的存在形成了参与社会、文化变革的“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所以，即便西学东渐的氤氲并没有使近代中国很快地走向世界，但其历史价值却不容忽视。中国报告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更是离不开这一文化现象的积极影响。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报刊等现代传媒的日益博兴、人的解放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都离不开域外文化的强行登陆并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对话。这也彻底底打破了旧有的文学生态传统。文学生产从创作、传播、消费、接受等各个阶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本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生产复制的机器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者的大众化都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具体而微的变化同样深刻地反映于报告文学领域，导向了报告文学的基本创作范式。
应当说，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国门开启、走向世界的时代。在战争溃败的反思中，包括封建统治者在内的国人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同西方一些先进国家之间发展的巨大落差。寻找救国方略的有识之士，既批判性地揭露国内的生存现状、政治体制，又将自己的视域拓展到了域外国邦，甚而有人事必躬亲地亲赴异国他乡，实地考察西方近世文明的繁盛及后起的社会主义苏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新兴的报告文学进行自己的话语叙述，这其中的早期实践者与佼佼者首推梁启超。他的《戊戌政变记》、《新大陆游记》等作品在新闻性、文学性、批判的政论性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了报告文学的形态和功能。题材的社会性、形象的生动性、叙述角度的多样性、传播的及时性与广泛性都确证了梁启超之于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性。虽然直至五四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报告文学一直使用的都是文言文，但其通俗性与生动性却在梁启超“新文体”主张的强调下日益地深化。
1919年的5月4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报告通讯予以了迅疾的记述和报道。而在它的刺激与推动下，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变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内外交困的时代夹缝中，知识分子力图依托于文学而有所突围，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现实性极强的文体责无旁贷地担起了重任。民族危机的深重与国内惨烈的生存境况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执政府大屠杀记》、《街血洗去之后》、《五月卅日下午》等报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及时而强烈的宣泄。
五四新文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最浅层直观的现代性表现就在于语言文字的更换。传统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终于被通俗浅显的现代白话文取而代之。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与文字改革的实践都将自己的斗争矛头指向了难学难记的汉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将新的白话文作为国语予以了官方的认定和确立，这对于市场化的文学生产机制无疑是有利的。启蒙救亡的呼号在五四运动的催促下愈演愈烈，而部分有识之士选择了旅欧的方式来向西方寻找真理。采域外之花以酿己蜜成了包括梁启超、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在内的共同努力的方向。
清王朝覆灭之后，梁启超离日归国。但他虚幻的立宪政治理想一再碰壁，并且最终和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1918年末，执意要为中国找寻社会问题的新出路的梁启超启程踏上了欧游的旅程，于1920年初写成十万余言的《欧游心影录》，很快陆续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白话文的使用让人眼前一亮，但其更大的报告文学价值还在于第一次全面、翔实而生动地报导了欧战结束时的欧洲。巴黎和会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会上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讨论的关注所映衬的梁启超强烈的爱国热情令人津津乐道。《欧游心影录》的创作为梁启超之于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性又添加了重要的砝码。
“我自问那篇通信中所叙的事实，和我所加的评论，很少的出于我个人的偏见，或者是从他人得来的暗示。”1920至1924年，赴法国、德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正是以这样的客观叙述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三十多万字计五十多篇的旅欧通信。忠于事实、注重为革命服务的社会效果以及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使得周恩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在真实性、革命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报告了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在异国的斗争壮举，还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变迁，如此丰富的思想内容涵盖面对于国人开阔眼界、认清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毫无疑问地是有很大帮助的。朴实的风格叙述中深沉的无产阶级感情也彰显了早期报告文学文本的战斗性品格。
“欲了解异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93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应北京《晨报》馆和上海《时事新报》馆的聘请，与俞颂华、李宗武同行前往莫斯科考察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苏俄的实况。旅俄两年间，瞿秋白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采访和实地考察，及时准确地向国内的民众报告他的所见所闻。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后来辑录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9月和1924年6月出版。作为中国最早的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科考的两部报告文学作品集，“瞿秋白贡献了最初的力作”。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严格的真实性、多姿多彩的文学性以及作品类型的多样化为现代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基本原则很好地“探路”“领路”，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丰功伟绩自然不会轻易地被历史遗漏。
域外新风借取的重要历史价值则在《欧游心影录》、《旅欧通信》、《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这些文本中发挥到了极致。只是，文本创作者身份普泛化所带来的报告文学发生期的混乱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临界点。缺乏相应理论的指引与照亮，报告文学的文体确证始终无法在散乱的文本表达中找到抽象化的剥离。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现实性、革命性的文学政治功利性诉求愈来愈被强调，但何以能够照亮三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成长道路却又成了摆在新文学作家面前一个艰深的问题。左联的成立似乎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凭借，但这并不能真正地指引报告文学的文体成长。理论与创作之间良性互动的缺失首当其冲地需要得到解决。欧风美雨在理论及创作层面上的起到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在这一阶段经由左联的努力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1930年8月4日，首届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而第二年11月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同样对“西欧的报告文学”的采用予以了“执委会决议”式的强调。这种略带压迫性的推崇彰显了报告文学自身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功能，随之而起的引进和译介国外报告文学理论与创作的热潮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沈端先译）、山田清三郎的《通讯员运动和报告文学》（里正译）、T·巴克的《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张元松译）、基希的《危险的文学样式》（胡风译）、巴比塞的《关于生活和战斗》、皮埃尔·梅林的《报告文学论》（徐懋庸译）、安德尔·马尔克劳斯的《报告文学的必要》（沈起予译）等等均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报告文学理论的译介文章。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的译文就报告文学的历史渊源、创作对象、创作内容、文体特征等都做出富有创造性的论述。除了关于“真实”、“艺术手段”等近似的表达之外，川口浩所分析的报告文学“社会批判性”的文体特质、基希的关于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皮埃尔．梅林所力主的科学缜密的田野调查等都对随后中国自身报告文学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困扰已久的理论匮乏在这些译介文章的指引下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在袁殊、胡风、周立波、茅盾、周钢鸣等人的努力下，伴随着《报告文学论》、《关于速写及其他》、《谈谈报告》、《关于“报告文学”》、《怎样写报告文学》等理论文章的相继问世，吸取而来的域外资源很快地实现了中国化。
与此同时，外国报告文学作品也纷纷登陆中国。考虑到国内读者不同的阅读需要，外国作家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如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以及域外题材的作品（如英国记者匹特卡伦的《西班牙在前线》、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高尔基的《一月九日》《列宁》等）是当时翻译的重点。尤其是基希冷静揭露的报告文学创作引起了国内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情，并促成了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的出产期。柔石（署名刘志清）的《一个伟大的印象》、阿英选编的《从上海事变到报告文学》、楼适夷的《战地一日》、夏衍堪称典范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茅盾等人编选的《中国的一日》等等都昭示了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在域外资源滋养之下的日趋成熟。随后直至今日，中国报告文学理论与创作虽然有了许多新的突破与发展，但30年代的“拿来”与创造所形成的文体规范至今都无法绕过。
事物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忽视了其中的某一个侧面都将伤害到我们对这个全面认知的可能性。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亦然。综上所述，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演变并非一些研究者简单认定的域外影响，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外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