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的一个周五的晚上，阿加莎·克里斯蒂留下一封写给不愿归家的丈夫阿奇·克里斯蒂的信，开着自己的小汽车离开了家。她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是心怀绝望地想要逃离。她深爱的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并决意离开她和女儿。恍惚中，她发现自己把车开到了山上一个采石场的悬崖边。死亡在诱惑她，对生的留恋在拉扯她，最后，侦探小说家的本能占了上风。
她把汽车推下了采石场，下山，搭上一班开往伦敦的火车。下车后，她给自己喜爱并信赖的小叔子坎贝尔·克里斯蒂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离家的原因及大致去向。她知道他周一来上班时就会看到这封信了。
接着她借用了丈夫情人的姓，化名尼尔夫人，住进了矿泉疗养镇哈洛盖特的一家水疗院。她相信警察已经发现了她的车，并且找到了她的丈夫。想象着她的绝笔信将如何唤起他的忧惧和深埋的感情，以及坎贝尔将如何规劝他的哥哥。她等着阿奇破解尼尔夫人这个谜语，找到她。
然而，等到了下周一，阿加莎开始在各大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新闻。警察、飞机和狗在四处搜寻她的尸体，人们不相信她像在寄给坎贝尔的信上所说的那样住进了疗养院，警方负责人也刻意忽略这条线索，人们相信她被丈夫谋杀了，人们热爱轰动性的新闻。事情完全没有按照她所预期的发展。
十一天过去了，水疗院终于有人认出了阿加莎，并报告给警方。从那一刻起，她成了公共财产，记者如潮水般涌进水疗院。她的丈夫背负着通奸的指控与谋杀的怀疑，从内疚、焦急到愤怒，经历了一番地狱般的煎熬。而她被描绘成一个为了刻意制造失踪谜题的女人，目的是为了报复丈夫和进行自我炒作。
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阿加莎试图制造公众舆论来对付他，把他置于名誉扫地的境地，以破坏他与情人的关系。她原本是为了让他回来，跟她重归于好的，结果却使得他再也不想看她一眼了。所有残存的爱都已被掐灭，只剩下轻蔑的眼神和不屑一顾的疲惫。
所以我在看《消失的爱人》时，自作主张地认为作者一定曾经从这段故事中汲取过灵感，甚至是一种致敬也说不定。只是两个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来无意报复和炒作的阿加莎受到了媒体可怕的侵扰和利用，而一心复仇和赴死的艾米则是玩弄媒体的高手。阿加莎最终接受了现实，接受了离婚请求，继续写作，结识了比自己小十四岁的男人并嫁给他，继续写作，最终成为伟大的推理小说女王；艾米则决绝地推翻了之前的所有计划，不惜将前男友割喉，回到丈夫身边，并成功地将丈夫变成了同谋与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前者是心酸悲壮的励志故事，也是最真实的生活。后者是悬念迭起的惊悚小说，却更令人绝望。20世纪30年代的失婚女子，被迫从闲适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专事写作的职业女性，倒是成就了一番无人能及的事业。将近一个世纪后，照样有家境和教育背景高人一等的女人，丧心病狂不惜一切代价只为调教出一个听话的完美的永远爱她的丈夫。
甚至没法用女权主义来阐释。女人与爱情的纠葛比女人与男人的关系还复杂，而且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也许问题只是出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空洞，有的人选择自己做一些事情来把它填满，有的人则需要靠别人来填补，如果对方不愿意，就干脆把他们拉下来陪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