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者声称去碳化的目标能够达成。然而，即使只考虑了常规的达成一致和执行全球目标的复杂性，要达成目标仍是异常艰难。
原因之一在于飙升的能源需求，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所在的亚洲。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在2006至2016年间迅猛发展，而同期的能源消耗提高了百分之四十。更清洁的天然气消耗和石油分别增长了5.2%和2.9%。相比依靠日照和风力的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更容易连接上今天的输电网。即使绿色基金经理威胁要收回对石油公司的投资，中东和俄罗斯的国有能源巨头仍将亚洲的能源需求视作令人信服的投资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和政治惰性。一个国家消耗的化石燃料越多，摆脱其的可能性就越小。强有力的游说和他们背后的支持者维护了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改变现状需要花费数年。2017年，英国度过了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个无煤炭日。在印度，煤炭不仅贡献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发电量，还促进了一些最贫困的邦的经济发展。德里的管理者们并不热衷于禁止煤炭的使用，以免银行系统和铁路的瘫痪，前者贷款给了煤炭行业巨额资金，而后者的运行则完全依靠煤炭。
最后一个原因是将碳从不限于能源行业的产业摘出去所面临的技术挑战。钢铁、水泥、畜牧、运输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这些排放从技术角度来说比清洁能源行业更难攻克并且被既定的产业利益保护着。成功可能最终只是一场幻觉。中国的一百多万辆电动车通过充电管道充电，而充电管道的电流有三分之二来源于煤炭，这一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比一些节能的汽油驱动的汽车还要多。同时，气候模型暗示的为了达成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所需的大规模从大气层回收二氧化碳吸引到的关注寥寥无几。
这个世界并不缺使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想法。占了排放总量五分之一的大约70个国家和地区如今给碳标价。技术专家努力研发更强大的输电网，无碳钢铁，甚至是二氧化碳吸收量比排放量更大的负碳水泥。所有这些和其他的努力——包括将太阳光反射到空间的“太阳-地理工程”的研究——都应该加倍。
然而，除非怠慢气候问题的态度首先得以改变，否则上述得而措施都将变成无用功。西方国家的财富是建立在大量碳排放的工业发展基础上的。他们一定以自己在巴黎气候协定中作出的承诺为傲，即既帮助贫困地区适应一个更温暖的地球，又在不牺牲脱离贫困所需的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未来的碳排放。
即使能源使用的改变最终可能助推经济增长，应对气候变暖仍会带来短期的金融压力，正如二十世纪转向碳燃烧驱动的汽车、卡车和电力那样。政治家们在推动改革和确保最脆弱的那部分不受改革带来的冲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全球变暖会促使他们意愿一致。悲哀的是，当前世界仍保持着逐渐变暖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