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江湖叫苏子。

《吕氏春秋·慎人篇》提到，上古的得道之人“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而苏子就是这样一位“所乐非穷达”的人，他乐得自在的是天地所共有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乐得自在的是家人团聚，共赏明月，与弟和诗，他乐得自在的是与山村野老话桑麻，与僧人知音悟禅道，与佳人朋友觥筹交错吟芳诗，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穷困蹙眉峰，长太息，不以通达忘己道，逐营营之利。

苏轼，1057年中进士，才气甚高，当时的主考官，看到苏轼的文章内容与风格皆美，十分欣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所写，为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他在读到东坡的诗文，对旁人说，三十年之后，当无人在说欧阳修，可见他的文采斐然。他也在词中说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可以看出自视甚高，也曾以“二陆（陆机、陆云）自比”，而在他的著作遭到朝廷禁阅时，还有人偷偷赏读，可见苏子才气纵横，腾蛟起凤。

如果处于太平盛世，也许苏轼的治世之才能得到施展，他可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当时王安石支持新政，新旧两党之争如火如荼，当时的朝廷动荡不安，这就暗示着两党如果王安石一党在朝，那旧党要不在野，要不被流放，而此时，王安石的权势可谓是炙手可热，苏子性不忍事，个性旷达，性情冲动，遇到需言之事即使头悬利剑也不得不说，嫉恶如仇，正如他所言，遇到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想而知，看到王安石新法弄得朝廷乌烟瘴气，百姓流离失所，他一方面会通过诗词抒发感情，“鹄则易画虎难摹”。另一方面，也会上书奏明皇帝，这就必然招致王安石以及后来的章惇等人的痛恨，他们（还有王安石罢相以及去世之后的章惇、曾布等小人）多次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所以苏轼的宦海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屡遭贬谪，他先后谪居黄州，常州，惠州，以及当时并不属于宋朝管辖范围内的海南，而在这些地方，他编织了自己的乐园。在乌烟瘴气的江湖中营造自己的光风霁月。

从1080年起，他幽居黄州，“为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为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黄州不是杭州那样风景秀美，青山迤逦的富庶之地，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穷苦小镇，他初来此地，廪入既绝，但他仍觉不足虑，胸中仍无一事，1081年，他开始在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开始忙碌且劳身的农活，他建了几处房子，在这里进行了自己半隐居的生活，他可以和僧人一起吃住，可以轻杖芒鞋轻胜马，也可以驾着小舟，翩然而行，望山，望水，胸中浩然之气生也，有时他到城里喝酒，稍有醉意，便卧草而眠，直至好心的农人把他叫醒，他才唱着歌回家，有时，他和有人夜游，赏月下山水云烟，看月下壁立千仞的山石，夜游承天寺让我们看到两个“闲人”月下寻幽，夜游赤壁让我们悟到“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他还发明青菜汤，研究瑜伽和炼丹。此时苏轼的文章，已不再是讽刺苛酷，愤怒紧张，代之的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醇甜成熟，这也许就是哲学带给人的平静，旷达。

即使是在苏子被二度迫害，流放岭南时，虽然这里仍是钱财颇少，饮食粗疏，但他也是心有清风过，身是鸿羽轻，他和太守饮酒钓鱼，他在惠州盖的房子十分静雅，还在南边的空地上，种橘子树，荔枝树，枇杷树，在他以为他要在此地安居晚生时，那些政党小人，又把他放逐在不在宋朝统治下的海外。对于未看透世俗名利的我们，也许会因为沉浮而苦恼，而苏子不是。对于他而言，“不义而富且贵”，于他是浮云。

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只要苏东坡在，那里就变成了诗词一样魅力无限的风景。他褪去长衣方巾，穿上短褂，和樵夫蹲在田垄上，喝浊酒，说粗语，有时不认识的人粗言相对，他还喜不自胜，“喜人不识”，他愿意坐在农夫村妇的身旁，让他们讲故事，有时农人不敢在大文豪面前讲，他还鼓励再三，讲乡野故事也可，他每到一地，必去游览名胜，攬奇探险，只要有明月清溪、星汉竹林的地方，就有他，只要有险山秀峰，云水浩渺的地方，就看到他的身影，他还和那里的太守知州相互唱和，吟诗作对，和当地的文人墨客作画填词，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可见，苏子到处结交朋友，不管他人真心与否，苏子确实诚心实意，所以在的诗词里可以看到很有“寄某某，怀某某，思某某”，这样一个喜欢朋友的人，也必然为朋友所喜欢，他的赤子之心也必然为世人，千年之后的你我所敬佩。

苏轼即是诗人，词人，画家，他更是一个乐天派，江湖烟雨，红尘纷乱，他还是那样，携着一壶浊酒佳酿，一蓑一笠一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任是“钩月挂梧桐”，还是“月华收练”，他就是那“缥缈孤鸿影”，即使那些得势小人给他伸出高枝，他也会“拣尽寒枝不肯栖”，只为坚持内心的净土正道，他从来不怨也不后悔这样的选择，因为求仁得仁，他觉得无所怨。不管是穷，不管是达，在苏子看来，皆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只愿“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