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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有一条叫做玛丽金街的小巷，乍看平淡无奇，步入其中却有种莫名的阴森。这里被评选为世界十大恐怖之地之一，封闭多年后，部分区域成为一处小众的旅游景点，游客们表示，走在小巷里，有时仿佛感觉到衣服被一种神秘力量触碰。
不论鬼魂是否存在，玛丽金街都不是一处吉祥之地，17世纪时，黑死病再次在欧洲蔓延，最后来到这条原本颇具浪漫气质的小巷，小巷中的居民几乎全部感染。
现代科技加持的人类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一种新病毒或细菌，更何况落后的那时，黑死病带给人们的，无疑是死亡，如果没有命运眷顾，但凡被感染，只有死路一条。
虽然不懂原理，但当时的人们能感觉到，疾病是人传人的，因此，早期的隔离措施开始执行，既然玛丽金街的人都已染病，那么就把整条街道与外界阻绝。
起初，有专人从专门的通道为巷中居民递送食物、煤炭，慢慢地，外面的人自身难保，里面的人病入膏肓，通道就此关闭，随之而来的是砖头封门，小巷成为一个孤岛，成为一个人间地狱，本已虚弱的人们就地等死，最终活活饿死。
这样看来，闹鬼实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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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是不甘的冤屈的魂魄，积郁了数个世纪的梦魇，终成人类历史上黑色的一笔。教徒认为，这是上帝降灾啊。事实上，瘟疫背后，大多是人类自己作孽的恶果，而这疮好忘痛的世间规律亘古不变。
玛丽金街遭遇的黑死病，是鼠疫的一种，至今都未被完全消灭。早在14世纪，这种令人高烧不退、吐血不止、浑身乌黑的绝症已经开始传播，抗争几个世纪下来，人类不过是苟延残喘，黑死病带来的黑暗也是欧洲“黑暗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1347年，可算作黑死病疫情的起始之年。这一年，蒙古大军挥师向西，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卡法城池防御非常到位，久攻不下，于是，蒙古人打起了歪主意。
广阔的中亚草原上，牲畜为人类所养，人类逐水草而居，而水草丰美处，原先的主人多是老鼠。生命力顽强的老鼠们，在恶劣自然条件下摸爬滚打，成为了病毒和致病细菌的天然宿主，为鼠疫病毒的繁殖和变异提供了绝佳平台。后来，在游牧过程中，有些人染上了奇奇怪怪的病，好在大草原上人口稀疏，传播相对缓慢，变异同样缓慢。
蒙古大军对待这件事，用现在流行的词来讲，真是不明觉厉。古代生物战争由此打响，蒙古人把病死者的尸体放在投石机上，全部扔到了卡法城内。守军一脸懵逼，随后全部中招，城池不攻自破。
往来于城内外的商人把黑死病带往欧洲各地，就这样，欧洲全域都弥漫在瘟疫的恐怖之中，相继有2500万人死于瘟疫，街道两侧的房屋上涂画着黑色字母“P”（瘟疫简称，用于警示传染源），行人走着走着就晕倒在地，尸体被鸟嘴医生一车车运输，无法及时掩埋的，就堆积在高高的塔楼上，然后将塔楼永久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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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死病不相上下的天花，据推测也源自动物。天花感染人类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埃及法老的遗体上有疑似天花的瘢痕。当然，那还是一个祖先驯化动物并和他们同室居住的时期，病毒要拓宽生境，便来到人类身体中。
天花在全世界广泛蔓延，人类与天花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居于东方的古代中国也未能幸免。不过比起欧洲和中国，受天花荼毒最深的当属美洲地区。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无数殖民者来到美洲，用坚船利炮敲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大门。在历史上，阿兹特克人面对西班牙殖民者先进的武器，并未坐以待毙，而是想方设法奋起反抗，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可是，最后压倒阿兹特克人的，不是火炮，而是疾病。随西班牙人而来的天花和梅毒，给了美洲原住民一记重拳。
天花病毒暴露在外界可以存活一个半月，也有较长的潜伏期，它们乘船来到美洲后，也开始享受发现新大陆的喜悦，因为美洲原住民一无防备，二无免疫，短时间内，原住民人口锐减，近乎全军覆没，连国王都染病倒下。
同来的梅毒，在欧洲已被慢慢适应，而抵达美洲后，面对一个新的族群，入侵毫不费力。此外，梅毒也从阿兹特克人混乱复杂的情感生活中受益，当地人们尽情纵欲，大家交叉感染，欢愉过后死伤不计其数。
这恰好是殖民者所希望看见的，不论有意无意，传染病成为了西方文明的助攻，瓦解了人类文明中美洲独立完成的那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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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于社会也是同理，落后就要挨打。同时，落后也意味着更加愚昧，形成恶性循环。
艾滋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时落后的非洲，有些部落笃信一种鬼畜疗法，他们认为，饮用或注射大猩猩的血液，可以让自己更加强壮，更有甚者，还会和大猩猩发生不可名状的深层次关系。
和大猩猩具体什么关系目前很难考证，但科学研究已发现，传染人的艾滋病毒的确来自大猩猩，毫无疑问，人类肯定对大猩猩做了些什么。从20世纪到21世纪，艾滋病成为了人类闻之色变的可怕疾病，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因这种获得性免疫缺陷与世长辞。
所以说，进入现代以来，人类虽然有了不少先进医疗手段，可传染病从未远离，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吃出了许多新花样，也玩出了许多致病新途径。从古至今，无论战争之中的恶毒手段，抑或和平年代的大胆尝鲜，人类社会为病菌繁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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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祖先千辛万苦选育的家畜家禽，被部分人弃之不用，转而“返璞归真”，吃起了野味，由此打开潘多拉魔盒。
客观来看，野味分为好吃的和不好吃的，的确有一些野味好吃，其中一类，好似散养鸡和圈养鸡的区别，野生动物们生得自然而活泼，瘦肉颇多，其间滋味野性十足，食之意趣盎然。另一类就是野菜了，但所谓野菜也有人工养殖的，只是他们生命力顽强，可以自己在野外营生罢了。不过，大部分野生动物，不仅不好吃，而且非常难吃，或皮肉紧实、难以咀嚼，或气味腥膻、口感奇怪。
选择食用野生动物，主要原因在于追求新奇和体现地位，珍稀的食材造就了高昂的价格，甚至出高价也未必能买到，所以收受野味逐渐演变为部分所谓“高端群体”的人情交易手段，利欲熏心的人类，也在与病毒和谐共处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偏。
从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到现如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NCP），都与一些中国食者的野味爱好不无联系，作为病毒自然宿主的蝙蝠，即便长相丑陋、昼伏夜出，依然有人将其端上餐桌。著名的《荒野求生》节目主持人贝尔几乎无所不食，然而，当碰见蝙蝠的时候，他说：“这家伙可不能吃，它浑身上下都是病毒。”可想而知，那些食者的癖好无异于自寻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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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的任性而为，积攒成了几年一次的小瘟疫、十几年一次大瘟疫，这或许是注定的自然规律，但毋庸置疑，人类的狂妄自大俨然催化剂，让瘟疫来得更快、更猛。
回想那条闹鬼的玛丽金街，还能联想到一句关于鬼魂的理论，有人说，鬼魂自己并没有能力伤害人，它们只能利用人的恐惧，令人自取灭亡。瘟疫难道不是这样？连细胞膜都没有的病毒，怎能随随便便使一个精密的人体倒下？它们利用的正是人类的疏忽与无知，使之自食其果。
瘟疫背后，赤裸裸书写着一部人类的作孽史，当然，还没有提到仍未彻底放弃的生物武器，就如核弹，病毒和细菌们静静躺在库房里，随时等待着灭绝它们的生产者。
打败病毒并非真正的胜利，战胜自己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