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 面 苦
顾 冰
过去农村，有句俗语，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其实，摇面的苦，绝不亚于这三苦。我家就摇过面。
时光的流水，冲刷着如烟的过往，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旧事，大多渐渐消褪了原有的印痕，但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摇面的苦，却永远也无法抹去。
听父母生前不止一次说过我家摇面的起始。
解放军渡江后，上海已成一座孤岛，一场大战在即，父亲所在的立华丝光厂也停工了。大姑婆对父亲说，大官人，马上要打仗了，你还是先回乡下躲避一阵吧！当时的上海人，已有了这样的习惯和经历，东洋人打来的时候，也是为躲避战火，纷纷逃离上海奔命。父亲听了大姑婆的话，重又回到家里。在这之前，阿爹（爷爷）因染霍乱去世，父亲也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家了一阵，本打算从此以种田为生，因父亲在上海工厂里，人忠厚，肯卖力，技术精，人缘好，不久又被老板召回了。这次，父亲还是这样打算，等上海局势稳定后，再重返上海。他当然也想一家人在一起，可他知道，回乡下仅是权宜之计，在上海做工，虽然辛苦，但毕竟比守着家里那几亩薄地强。
舅婆说父亲是掉落笊扒弄扫帚的人。回到家之后，父亲不安分起来，他毕竟在上海多年，见识多，思想比乡下人活泛。不久，他就买回一头牛，并置备了磨具和面机，做起了加工面粉和摇面的行当。当时，在地面上，这虽说不上惊天动地，但也是独一无二。干这营生，吃苦受累，不用说它，仅就未知的风险而言，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可见父亲有着相当的胆魄。况且，那时，母亲正怀着我，干成这事，全靠父亲一个人。还有，家里太婆和亲娘（奶奶）都坚决反对，这事要搞起来，毕竟要投入不少本钱，弄不好，岂不要打水漂！
父亲不顾这些，还真干成了。在那些日子里，他不知吃了多少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写作文《我的父亲》，我写道，父亲为了开磨坊，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睡不了一个囫囵觉，吃不上一顿定心饭，周而复始地放牛，磨面，摇面，他本来就瘦弱的身体，更加干癟了，……。父亲看到后说，这些都不算苦，受人欺负，那才叫苦上加苦，一次，我差点还丢了性命。
父亲讲的是下面这件事。那时，父亲买来小麦，磨成面粉，再摇了面，人家用麦子来换面条，因为父亲待客诚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邻村有个人，一看我父亲赚了钱，也开了磨坊，因此，我家的生意，一下子一落千丈。父亲脑子灵活，他见过上海有的商家常常打出降价、清仓等招牌，来招徕顾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优惠的办法，来争取客源。那人一斤麦子换1.2斤面条，父亲就换1.3斤。这样一来，客人又跑到了我家。那人见父亲抢了他的生意，三天二头寻衅滋事，甚至恶语相向，施以拳脚，父亲虽然不是他的对手，但并不与他一般见识，而是更加勤苦，生意反而越做越好。那人见这一手不成，又心生歹念。一天夜里，父亲从外边回来，走到村口，从弄堂里窜出一个黑影，向他冲来，父亲躲闪不及，后脑被重重挨了一扁担，当场晕了过去。从此，父亲不得已将磨坊迁移到了芙蓉舅婆家。到了舅婆家，等于是重新开张，—是没有房子，就在舅婆家宅子前面，另买了一间屋，二是手上没钱，就向大姑婆借了一笔款。其中的苦处，是常人无法知道的。母亲说，这还是其次，那时候，家，不像个家，日子，不像个日子，那间小屋，白天摇面，晚上住人，连流浪人也不如，更伤心的是，我几个月，就断了奶，要不是命不该绝，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舅婆家，我还很小，大概刚会走路，母亲因忙于磨坊的活，顾不上管我。哥哥比我大七岁，也就八九岁，负责照看我，此外，还要去放牛。哥哥很淘气，水性极好。一天，他去放牛，才去了一会儿功夫，又溜了回来。他觉得眼皮不住突突突地跳，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想去洗冷浴（游泳）。舅婆家门口有一个湖，叫白荡湖，湖面十分开阔，他能一口气游个来回。时值正午，湖边无人，他刚走到岸边，就看到数丈开外，水面上时浮时沉着一个人头。不好！有人落水了！他毫不犹豫飞身跳入湖中，像飞鱼一样游向落水者，将其救上岸来，一看，是我。就这样，哥哥将我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不久，父亲去了上海，磨坊不得不停业，牛卖了，面也不磨了，但还保留着搖面机，给人家加工面条。以前，一个苦，由父亲和母亲二个人共同吃，而后，就由母亲一个人吃了。
1956年，我家搬到了三河口街上，借住在一个姓唐的阿姨家。家中唯一值钱的家当一一摇面机，也搬去了。街上人多，来摇面的人也多。那时，我还未上学，个头倒不矮，力气也不小，见母亲忙不过来，就帮忙做做下手。
轧面机的主要部件，是两个滾筒，侧面装有一个转轮，约有七八十公分直径，另一头，是面刀，有宽细二种，侧面也有一个转轮，但比滾筒的要小，固定在一个木槽的二端。加工面条或馄饨皮子，先要将面粉，置于缸中，用淡碱水拌和，这和面是很有讲究的，水要放得恰到好处，既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面和好后，（我们叫手粉）将面逐次放入滾筒，同时摇动转轮，滾筒下方就会吐出叠着像百页一样的面皮，这样一边摇，一边吐，一边敷粉，再将面皮卷在木管上。如果是面条，一般轧三遍就可以了，如果是馄饨皮，则要轧四遍。那敷的粉，作用是为了防止面皮粘连，它不是一般的面粉，而是将面粉用水浸泡，待其发酵，晒干，粉碎，过筛，我们称它为小粉，它不同于普通面粉，既细腻，又滑爽。面皮轧好后，面条比较简单，面皮通过面刀，截成段，就成了，馄饨皮则要将面皮一层层叠好，用一把大切刀，将其切成小方块，或者是梯形块。
那些年，母亲每年要去上海几趟，少则住十天半月，多则一二个月，家里就剩哥姐和我。母亲不在家，当然不能给人摇面了，但放学后，或一大早，有人来摇面，我和姐姐也不回头人家，星期天，人家知道家里有人，来的人更多，上半天基本没有空的时候。也有的人，看我们姐弟人小力薄，帮着摇，就少收人家的钱。那时，面条加工费一斤二分钱，馄饨皮一斤三分钱，有次母亲回来，我们除去化了一些，还攒了有三十多块，别提有多高兴了。要是按正常算，是不止这些的，因为有不少人，我们是为他们无偿摇的。如我的班主任吴荷珍来摇过，街坊夏国才、夏湘楚来摇过，哥哥的朋友，钱桂芬、须雅芳等也都来摇过，就连瑞华也经常来摇。
瑞华是大娘舅家的表姐，在三河口上高中。有一次来我家，带来舅公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家里断粮了，他好比是常山赵子龙，被困凤鸣山，等待援助，叫母亲无论如何借给几斤面粉，轧成面条，让瑞华带回。当天，母亲揭开腰子桶，看还有些面粉，想都没想，便倾其所有，倒入和面缸中，和面的时候，特地少放点水，轧的时候，加倍轧了六遍，为的是叫面条更加筋道。送走瑞华姐，我和母亲一下子累瘫了，但心里感觉很畅快，同时，又很怅惘，盛粮食的腰子桶里空空如也，今晚的夜饭米在哪里呢？
在三河口过了几年，遇上了自然灾害，我们又回到了村里。村上并不比在三河场街上好过。家里尽管还摇面，但来摇面的，越来越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滚筒的下面，加了一层档布，每回轧完面，母亲就会从档布后面扫出点面粉，至多也就有个二三两，把它做成菜糊，烙几块饼，或摇几根面。以后，我在给人家摇面时，也故意把零星的粉粒扫进档布，虽然肚子是饱了，但心里是虚的，生怕被人家发觉。其实，这是一个很笨拙的办法，谁都能一眼看出，只是数量极少，碍于情面，一般人不便明说，但也有人说，你干嘛把碎屑扫过去，这时，就有人帮我圆场，他家要用于做小粉，你少吃一口，就会饿死！
灾情越来越严重。一次，我去长田岸邻村戴家头的田里割荷花郎。突然，一阵喊叫，冲过来几个人，将我的竹篮踩碎了，我吓得夺路而逃，躲在孤坟坛竹园里，直到天黑，才敢回家，就像犯了弥天大罪。回到家后，才知道那些人捉不住我，把家里的缝纫机和摇面机搬走了。母亲又气又急，把我骂得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缝纫机搖面机给母亲。然而，再骂也骂不回来东西呀！听说接娣姑姑孩子的姑夫是戴家头人，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去西莲头找接娣姑姑，请她给戴家头的亲眷说说，帮忙将东西返回。可是，那人六亲不认。一天，我去寺湾里姑姑家，要经过戴家头，戴家头村上人，竟放出狗来，我慌不择路拼命奔跑，但还是让狗撵上，那狗凶猛地扑上来，在我小腿肚子上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那些人非但不喝阻那狗，还得意地狞笑。以后，每回去郑陆桥街上，我都走潘家桥，每回去寺湾里姑姑家，都走南城街，为的是绕开戴家头。我那时很纳闷，如果说，我割荷花郎是贼，那他们抢我家东西，就是强盗，难道强盗比贼要好？割点荷花郎，不可，光天化之下抢我家的东西，就可以？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被舆论所迫，还是他们良心发现，缝纫机和摇面机才又回到家中。
随着自然灾害过去，人们的日子逐渐有了好转，来摇面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一年中，摇面最忙的，要数夏至和除夕。因为，依照习俗，这二天家家吃馄饨。夏至自不必说，特别是除夕，前几日，母亲忙着舂米，蒸糰子蒸糕，那米粉都是在石臼里舂出来的，等舂完了，手臂像要掉下来了。父亲每年都要到除夕傍晚或年初一上午才到家。到了除夕，天还不亮，就有人来敲门摇面，为的是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母亲总是早早起来，先把石碱水拌好，足足有二水桶。然后，把小粉碾碎，装入纱布袋备用。整个一上午，一刻也不得停歇，直到午间，还有人没有轨到，等到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我家才能吃午饭，这时，往往要下午一二点钟了。这天，通常天气很冷，但母亲总是累得汗泼雨淋，只穿着一件单布衫。坐上饭桌，看着饭碗，却端不起来，筷子也拿不住，她说，二只手臂好像不在身上了。
过了二年，母亲又把摇面机，搬到了新安山南。最初的主意是祥秀出的，她说，山南周围村子没有摇面的，生意一定不会差，同时，既摇面，又做裁缝，二全其美。祥秀，是三河口阿姨的大女儿，嫁在新安前巷，做裁缝。那天，是母亲和我划着小船，把摇面机，还有缝纫机，送到山南去的。船从北塘河，经三河口，石堰，山东桥，采菱桥，再过镜屏桥，到山南。上岸的时候，因河水浅，码头高，搭了二块跳板，而且，很陡，人走在跳板上，一颤一颤的，站也站不稳。面机的滾筒最重，我和母亲抬着，一步一步挪上了岸，最后，是面缸，我一人拿，因为又大又重，抱，不能抱，背，又不能背，我就用双手抓住缸沿，把它顶在头上，在跳板上每走一步，腿都要打几个哆嗦，我头在缸底，眼睛看不见前方，只能看着脚底，脚下是河，越看脚下，心里越是发慌，眼看快要到岸上的时候，左脚（残脚）突然一歪，整个身体失去重心，向一边仄了过去，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我心想，糟了！这下，缸肯定要掼破了。不过，所幸岸边是一块山芋地，山芋藤长得旺盛，我是屁股着的地，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缸还顶在头上，那缸竟丝毫未损。可是，我的腰却像被重锤击打了一记，疼得直不起来了。回到家里，亲娘说是鬼见打，汉成娘用发簪给我在腰间挑了挑，出了点血，还是不见好。在床上躺了几天，稍有好转，我又到焦店俞良安那儿针炙，后来，又去了几次，见效仍旧不大，日后，经常腰疼发作，伴我终生。我有时想，摇面机啊摇面机，父亲因为你，差点遭人暗算，丢了性命，母亲年年月月，守在你旁边，吃尽苦头，为何要让我也尝这苦的滋味？
也许是受到我家影响，大娘舅和沛生舅公从上海下放后，也买了摇面机，正是靠着它，他们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摇面机，虽然记录着我家二代人的辛酸和苦难，但它俨然完完全全成了我的兄弟，它的身上，不但浸透着我们的汗，也流淌着我们的泪，延续着一个又一个深入骨髓的故事。不料，这个故事，在我一九六九年入伍前被割断了。
哥哥在姚家头有一个同学，叫谢荣生，一天，谢荣生的哥哥谢荣兴，来到我家，要借摇面机，我不知道是怎么谈的，母亲一分不要，二话没说，就借给了他。我着实不舍得，不是我小气，而是在我心里，和摇面机有着说不清扯不断的情丝，或者说，它就是我身上的一部分，一旦分离，宛若割肉一样疼痛。可是，我作不了主，我还是个小孩。
以后，我去过他家摇面。确切地说，与其说是去摇面，不如说是去看摇面机，看看我的兄弟。照理说，摇面机是我家无偿出借的，给我家摇一回面，并无不可，但我看到的是一副冷面孔，仿佛是我揩了他家的油。从此，我再没去摇过面，想吃面了，宁愿去程家头去摇，化钱，心里舒坦。
后来，摇面机坏了。母亲将它五十元钱卖了。买主来取货的那天，我天蒙蒙亮就起床了，把摇面机周身擦得干干净净，尤其是那只和面缸，擦了又擦，亮得几乎能照出人来，擦着擦着，竟抑止不住大滴大滴眼泪，滾落下来，流进了缸里，也流进了这片脚下的土地。待到春天，我相信，它浇灌的花草，将更加芬芳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