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上云生 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是读完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之后最自然的联想。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中国诗人臧克家的这首《有的人》。这本来是献给伟大的思想革命先驱鲁迅的纪念诗，用在死于麻风病的斯特里克兰德身上竟也十分契合——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世界，受着深重的苦难，浸泡在无涯的泪海中的革新者。鲁迅在做国家和人民的大变革，而斯特里克兰德在做出自我变革。
四十七岁成了他人生的分界线。 “一位可敬的普通人，一位好丈夫、好父亲，一个诚实的证券经纪人，但你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这是他；“孤独的怪人，自私残忍冷酷无情，好色贫穷”——这也是他。最后他离开了这个折磨他成就他的世界，人们称他为“伟大的艺术家”——噢是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太平洋上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度过了他“贫穷”的人生后半段，然后“凄惨地死于无可治愈的麻风病”。
我想，这大概会是那个时代，还有那个时代之后的很多时代，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撰写传记时可能给出的定义吧？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逃离他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原因。他眼中的美丽，是众人眼中的肮脏和轻蔑。他登临极乐，他们觉得他只是在堕落，还施舍给他怜悯。
艺术家从某种角度上讲是反社会的，但他们却创造出无比珍贵的社会精神财富。这样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艺术的悲剧性。我们躺在他们创造的巨额财富上为他们的一生感喟流连——我们有什么资格？
在无可避免的死亡降临之前，有人创造了一个世界，有人毁灭了一个世界。有人屈从于“本我”及时行乐的贪欲和放纵，以为这就是可以心满意足的人生，而有的人却在不断挣扎摆脱现实枷锁，以求得随心所欲的灵魂。
斯特里克兰德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永恒的“超我”，真实世界里的东西充满诱惑，但这种诱惑与他渴望受到的诱惑截然相反——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它们无一不在助长他“本我”的动物性本能，而灭杀他对“超我”的追逐和渴求。
所以他要义无反顾地逃走。
无休无止的战争和危机使逃离成了二十世纪生命力最旺盛的主题，如果说毛姆笔下孕育逃离者的世界还带着温情的面纱的话，到世纪末，在深入人心的理性绝望和科技爆炸的撕扯下， 这层面纱如烈日下被蒸馏的露珠，已然尸骨无存。人文社会在沃卓斯基兄弟的影片里被当做计算机编程的一部分；被理性占领之后，其血脉里流淌的不再是热血和激情，而是机械重复的代码和冷冰冰的完美无瑕。二十世纪的绝望和疯狂尚且止步于想象，人们一边沉溺于前无古人的科技温床，以便探出头颅向前望，前方迷雾缭绕，直欲令人心生恐慌，倒不如趁现在好好安享，焉知今后光景几何？
有时候，未知比黑暗更令人恐惧。
而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回望上个世纪惊觉恍如隔世，然而科技威胁论的色彩却不再如彼时一般鲜明得令人毛骨悚然。是人与科技、理性与感性的矛盾冲突停止了恶化？还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被科技社会的洪流裹挟，习惯了，也就不再恐惧了？
震惊到了一定程度，便是缄默。成熟到了一定程度，便是习惯。我们习惯了低头前行，习惯了心无旁骛，所以也就不再记得，有一种想望是朝天生长的，一抬头就能看到广大和辽远，一放眼就能穿透层叠的钢铁丛林，看到昆仑雪峰上亘古漂浮的白云，看到顺潮而升的明月，看到千百万年前人类始祖眼前腾起的第一簇火光，看到生命的太阳。他们总是记得为何生而为人，或许有时也恨生而为人，可他们总是记得自己所欲所求。欲望不是贪欲，因而不应该被视为一种耻辱和堕落，而其实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和支柱。
欲望是命运织就的蛛网，我们都是依附于蛛网上的生命。
人们往往厌恶被命运摆布，却因为自以为是地将欲望等同于贪欲而不甘心受制于其中，并孤注一掷地认为那是缺乏代表文明的自律性的表现——悲哀的是，被人们所抛弃的往往孕育着成为救赎的可能。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压迫本性，也因此我们所成为的，并非我们想成为的人，而是我们不得不成为的人。“责任”是最大的文明，也是最大的虚伪。
神与人，天命与人欲的对立统一。
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吞噬了它的孩子，绞杀了一切惊世骇俗的可能。时间是巨大的幕布，它盖住了生活的本来面目，让我们活在自由之外的世界里而浑然不知。
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能感到“恶心”的罗根丁吗？如果不能拥有宁愿清醒地活在悲伤和恐惧中的快乐，那么又如何奢求最后问心无愧于自己的天赋生命？
活着，不止是快乐这么简单；活着，还需要光。快乐不是一粒向光而生的种子，而是习惯和定势的产物，因而在黑暗中一样可以蔓延滋长。光明带来的不只是晴朗，还有清晰的迷途和泥沼。大多数时候的快乐往往是低头前行不问结果，生命却需要抬头向上，见光生长。
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作者，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