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柯林斯在她所居住的社区里创建了城西预备学校，她的学生都是由于品行恶劣或是成绩不良而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柯林斯创办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为帮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学校而作准备。那些被看成是无药可救的孩子们后来几乎都考上了大学。柯林斯的学生们证实了她的信念——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潜力，他们能够树立自信心，并设想和实现自己充满希望的未来。柯林斯的经历告诉我们，幸福感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柯林斯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女人”，她认为教学带给她的快乐是“任何钱财所买不到的”。对她而言，人生终极的财富是幸福，而不是钱财或声望。
当我们衡量商业成就时，金钱就是终极财富。人和事业一样，也有利润和亏损。但不同的是，衡量人生成就的标准既不是金钱，也不是名誉、声望或权力。衡量人生成就的标准应该是幸福。金钱和声望在幸福面前并没有固定的价值，都只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在商业中，我们用资产的现金价值来衡量公司；对个人而言，幸福感应该是我们衡量人生成就的唯一标准，因为它是所有目标中的最终目标。
金钱除了可以提供基本的食物和居所外（不是指鱼翅和别墅），只是实现幸福这个目标的一种手段。有趣的是，我们经常搞不清楚目标和手段的区别，而往往以牺牲幸福（目标）来换取金钱（手段）。金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因为它可以带来一些快乐的体验，物质本身并不能给生命带来意义或是精神上的财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作的幸福调查中，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发现，幸福与财富之间的关联性非常低，唯一的例外是在一些极为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满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近几年也将注意力转到了有关幸福的研究上。在他的研究中，卡曼几乎没有找到幸福和财富之间的必然联系。大部分的人会认为高收入等于快乐，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极为虚幻的。收入对生活的影响是短暂的，人们之所以会过度地宣扬收入就是幸福的标准，是因为他们只是用传统的视角衡量自己以及他人的生活罢了。“忙碌奔波型”的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可以为将来带来好处，这样想可以减少他们的负面情绪，然而一旦达到目标，发现所得到的依然无法使自己快乐时，他们就无法自拔了。这时，他们会灰心、绝望，因为没目标他们就失去了对幸福的指望。在发现所有的努力和牺牲并不能带来幸福后，他们一个个都掉进了“习得性无助”的深渊，接着成为“虚无主义型”的典型，一些人认为世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于是就去找寻另外一些毁灭性的消除痛苦的方法。在作决定和判断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也习惯性地先考虑物质，主要原因是物质容易计算。房子的价值可以用钱衡量岀来，而我们对家庭的爱却不行。
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例如情感大萧条）。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多，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幸福的“大萧条”。就在科学和技术大迈进的同时，我们在情感和情绪方面却在不断倒退。在《情商》一书里，作者丹尼尔·戈尔曼指出，在20世纪，每一代人的心里压力指数都高过他们父母那一辈——不光是指沮丧，还有其他症状，诸如无精打采、颓废、自怨自艾及强烈的绝望感。戈尔曼提到的正是当今社会越来越普遍的情感破产症状。所谓强烈的绝望感（虚无主义）来自于人们对自身的绝望，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克服这种情绪状态。情感破产危机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吸毒、酗酒以及宗教狂热。幸福从来就不是奢侈品，也不是必须在个人及社会问题都解决之后才能追求的东西。提升幸福感不仅能改善个人的生活质量，也能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和平、更美好的地方。
